历史保护建筑：老上海酒店宾馆建筑保护(22)东湖宾馆保护修缮续一

《何沪建筑博览》历史保护建筑：

老上海酒店宾馆建筑保护(22)东湖宾馆保护修缮续一

国际饭店保护修缮（1、2、3）

上海大厦保护修缮（4、5、6）

礼查饭店保护修缮（7、8、9、10）

锦江饭店保护修缮（11、12、13）

瑞金宾馆保护修缮（14、15、16）

西郊宾馆保护修缮（17、18）

西郊宾馆保护修缮（19、20）

东湖宾馆保护修缮续一（21、22）

历史保护建筑：老上海酒店宾馆建筑保护

东湖宾馆保护修缮（续一）

保护修缮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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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修缮篇（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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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8号作者（左）与参加纪念罗世谦《忆老罗》一书再版的专家咨询座谈会的赵启正（中）、陆凤妹（右）交谈合影。

2024年3月28号，原市委组织部钟老师通知我，去参加在高安路63号住建委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的纪念罗世谦《忆老罗》一书再版的专家咨询座谈会，正好碰到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凤妹，多年未见，话也格外多，在闲谈中，她告诉我，张包镐的夫人吴敏华（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自从2019年8月逝世后，张包镐就躺在医院了，不幸在2023年年初也去世了。听到了这消息，我竟然半晌说不出话来，眼眶不由的湿润了，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和张包镐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包镐担任了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那个时期，百废待兴，上海的旅游饭店业发展很快，可是在教育培训工作上，还远远跟不上事业的发展，虽然在1984年，上海已经成立了锦江、华亭、衡山、新亚和东湖五大旅游集团，但是集团之间彼此缺乏沟通、交流，老死不相往来，尤其是各集团的教育培训，更是各自为政，毫不相干，严重地拖了上海旅游事业发展的后腿。

作为行业领导的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由从教育系统调过来的张包镐，他出面协调各方，驾轻就熟，一切顺利，首先由旅游局教育处，具体负责组织了工作班子，记得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是在东湖宾馆二号楼召开的。1988年9月，就成功地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上海旅游教育培训会议，各大集团的老总出席会议，市委组织部赵启正部长出席会议并且讲了话。从此，上海旅游教育逐渐走上正规。

在和张包镐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没有架子，对我们基层办事的工作人员，他作为领导，不是居高临下，碰到事情，不是先下结论，而是先和你商量，征求你的意见，集思广益，最后再作决策。记得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不耻下问，到集团来先拜访集团领导，以后集团决定，派我具体经办此事。

在由高教局、教育局、人事局、劳动局以及“五大集团”负责培训教育的经理参加的第一次工作班子会议，就是在东湖宾馆一号楼召开的，我们彼此之间，一见如故，几个月下来，卓有成效，让我学到不少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彼此还保持联系，其中上海人事局培训处的周茂生，旅游局教育处的殷明发、杨晓等，我们至今往来。

那次会议结束以后，还组织了编辑委员会，出版了由张包镐担任主编的《旅游业岗位规范》《中国导游知识大全》《上海旅游文化》等，还编辑出版了《上海旅游业教育培训会议简要》《上海旅游业教育研究会》等。

随后，首届“上海旅游院校人才见面会”、“三资企业饭店教育培训工作会议”等相继举办，在短短的时间，成绩不少，硕果累累，在张包镐领导下旅游局教育处真是有办法，多少年做不成的事情，现在短短几个月就办成了，这也为日后的旅游业大发展，打下了人才需要的基础，从这一点上，张包镐是功不可没的。

在这一段工作期间，我们接触多了，我和张包镐也熟悉了，他还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和地址，叫我有事情电话联系，有空去玩玩。记得我集团有一些资料要给他，正好这是周日午饭时，我在宛平路11号机关值班好后，就打他家里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叫我把资料送到他家去。

他家离宛平路机关很近，就在衡山宾馆对面的高层，他见到我来，非常高兴，还拿了苹果给我吃，他夫人吴敏华也很客气，问我是什么单位的？后来我知道她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平时生活很简单，吃穿也不讲究，只见她吃的是方便面，说车子在下面等她，还有事情，就匆匆吃好就出去了，也吃着方便面，他还问我饭吃过吗，还要拿方便面给我吃。我说，我马上回家吃，家里的饭已经烧好了，看到张包镐夫妇吃着方便面，我感觉这些领导生活这么简单，为了工作，吃方便面，真是为了工作而“废寝忘食”。

作者（右）当年与张包镐（中）及夫人吴敏华（左）在丁香花园合影。

1991年底，我公派去墨西哥城筹建中餐厅，临行之际，我和他告别，他告诫我，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有些话我忘记了，但是他说的要爱国，遵守外事纪律，有事情及时汇报等话语，我一直记到今天。

一年以后，我回国了，他知道我工作在待分配，就叫人找到我，问我是否需要换换环境，再找一个工作等。记得那一天的下午三点左右，我去他的办公室，在华亭宾馆的二号楼，促膝谈心，他和我讲了社会、人生，讲了许多我平时听不到的话。他说，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还是错，社会很复杂，人，有时会被误解、打击，但是要相信组织。

这一次，我们谈得很晚，天也黑了，我们仍然交谈着，在他办公室的左面，斜对着万体馆，隐隐约约，时隐时显，朦朦胧胧，我突然感慨人生的短暂和艰辛。我们忘记了时间，张包镐这次话很多，我突然感觉到，他不是党委书记，而像是邻家的老大哥，可亲可敬，讲话接地气，没有套话，这和我以前接触的张包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999年12月，我调到了东湖宾馆工作，张包镐的家搬到瑞金南路的高层，我有时也会去看看他，彼此聊聊天，他分管的企业曾经被骗了，这天他脸上笼罩着阴云，他对我说，你在搞房地产项目，只要为单位赚钱、盈利，就快点把它结束。原来，他夫人吴敏华有时也会到东湖宾馆会客、理发，听说了这件事，就告知他已转告了我，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为我着急，生怕有什么疏忽，造成国家的损失，大概他自己为国家做生意的经历，曾经的曲折，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张包镐夫妇没有子女，他们退休后，我就隔三差五都会去看看他们，节假日更是如此，每年到了春节，我总是初二上午去看望他们，他们此时也准备好茶水、水果、瓜子、花生，等着我来，我们聊天常常到中午，有时有组织部领导要来，我就告辞了。

到了三四月份，他们都会去无锡华东疗养院去体检、休养，我是每年必去看望他们的，他们也总是盼着我去，等着我，有时，我会一连多去几次，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无锡小排骨，以及“三白”，清蒸白水鱼，鸡蛋炒银鱼，盐水小米虾等招待我。

作者（左）探望疗养中的张包镐（右）及夫人吴敏华（中）。

有时，他们还为我事先把这些美味佳肴打包，让我带回去；我到丁香花园工作后，由于在中午开饭前要赶回来，所以我一般早上五点就出门去疗养院了，看望疗养院老干部后，就在中午11点前赶回来，正好丁香花园老干部的午餐还没有开始，所以就错过了张包镐夫妇中午的招待。有时，我要补一下他们的招待，还会在休息天时候，赶到华东疗养院，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有说不完的话，中午吃着他们叫食堂小灶事先准备好的“三白”以及无锡的小排骨等，就这样，日子过得很快，反反复复延续了十多年。

2013年春节的大年初二的上午，我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夫妇一反常态，把家里所有的珍藏书给我，我记得其中有《资治通鉴》全套1一10册，《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全套1一10册等。

有一次，我们在闲谈中，还会聊天谈到其他一些往事，吴敏华说到当年在考察干部时，有时，她会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在个别干部考察任用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竟然和市委领导唱“反调”，尽管有些领导不高兴，但是，还是认真听取了她的意见，当年风气就是这样，实事求是，人们也习以为常。她在当年参与市委以及市政府一级干部的考核中，有些已经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有时也会来看望她，她对他们说，你们目前的工作太忙了，她怕影响他们工作，总是叫他们不要来。

在我们经常接触的谈话，聊天中，张包镐夫妇还总是会向我提起他们后事，有一次，他们突然和我说，等他们百年以后，要我替他们夫妇办后事，怎么要我去办呢？我连忙推脱掉，说，你们还年轻呢！

有一次，张包镐半夜下床跌了一跤，是吴敏华把他扶起来的，事后，张包镐打电话告诉我。实际上，我知道，吴敏华也患了重病，刚作了手术不久，她开了二次大刀，老天保佑，死里逃生。

我对他们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年纪还轻，有什么需要我，我可以帮助，跑跑腿等，吴敏华心疼张包镐，有时，当着我的面，责怪张包镐，经常骑自行车去超市买菜和理发，这样不安全，他们的身体都不好，彼此还都在用特有方式，关心着对方，爱护着对方，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很感动，这对夫妇互敬互爱，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坦然面对病魔与死亡。

我和他们谈家常，无拘无束，我感觉，他们把我当自己人了，不过，这样的状况没有保持几年，在2017年春节，我去给他们拜年，我感觉他们一下子就老了许多，张包镐甚至已经连走路都不方便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久他们就住院了。

自从2018年以后，我每次见到张包镐夫妇，我感觉他们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不行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此时的张包镐腿脚不便，下地走路都不行，要用轮椅推着，吴敏华经过了几次大手术以后，人也渐渐地消瘦了⋯⋯

有时吴敏华住院，张包镐一个人在家生活不方便，后来他也就和吴敏华一样，住在医院索性不出来了，在瑞金医院的9号楼，我多次去看望他们，算是常客，医院护士和我也熟悉了，有时，由于医院怕感染，不让我进去，有时，我进去以后，他们夫妇很开心，又谈起了叫我办后事的事，我只是笑笑，不敢答应，张包镐还把事先写好的联系他的条子，上面有瑞金医院的电话总机、分机号码等信息给我，叫我有事随时联系。

陈铁迪、赵启正、罗世谦等领导知道他们住院后，也非常关心他们，时常去看望他们，有时，他们见到我，说去看望了张包镐夫妇时，都说，看到他们躺在医院里，已经变形的面容，全身上下插着管子，手上在吊着盐水，心里很难过。

有时，我去医院看望时，他们叫我带问好；有时，医院规定外人不能进去，我只能在外面；有时进去了，只能在病床外，和他们打招呼，彼此面带微笑，只能互相对视，都说不出话来；有时，我等在楼面的大门开了时，看到没有人，就悄悄地“溜”了进去，他们又会和我谈起后事的事，看到眼前的他们，垂垂老矣，来日不多，我心里很难过，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眼泪会不由自主流了出来……

我每次离开病房，不免感到凄凉、伤感，走在医院的路上，会不由自主地坐在医院的花园里凳子上，发呆很长时间，感慨万分，想当初，他们夫妇精力充沛，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不顾劳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常常是加班加点，废寝忘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们虽然没有子女，好在有组织上的照顾，组织上很关心他们，病重期间，组织部还派人守夜，但是他们最终没有顶住病魔的折磨，2019年8月，吴敏华逝世了，我去参加了追悼会，心情非常难过；一年以后，张包镐也逝世了；好在他们的后事都由市委组织部来经办，这样张包镐、吴敏华夫妇在九泉之下可安息了。

我和张包镐、吴敏华夫妇的交往，虽然平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事，但是充满深情，几十年来，他们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从他们身上可知道上海的干部是怎样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当然他们还有许多值得写的地方，这些只是我和他们接触的一个细小方面。

我想，上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除了有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有上海市委的坚强领导，还有像张包镐、吴敏华等这一大批有担当、品行好的中坚力量，竭尽全力，为上海的改革开放，上海的发展，为老百姓过好日子，作出了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更加怀念张包镐、吴敏华这样的带头人。

【原】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十四|怀念上海市劳动模范谢茂源厂长2024-04-03发布于上海个人图书馆|作者：邱根发编辑：新用户9030yrKZ

一个在上海医药行业名不见传的小厂,经过短短5年的艰苦奋斗,固定资产增长了10倍,达6000万元;工业产值增长了10倍,达8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了10倍,达1亿元;利润增长了18倍,达1500万元;职工收入增长了10倍,达15000元,已跻身强手之林,令人刮目相看。这家小厂,就是位于浦东开发区南端,杭州湾畔的上海美优制药厂。这些骄人的数据背后，是同前任厂长谢茂源殚精竭虑、努力开拓，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我写了《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十三》后，朋友说，《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十四》怎么没有了，今天我就写“故事多之十四”，题目是《怀念上海市劳动模范谢茂源厂长》。

2023年6月5日上午，我参加了上海市劳动模范，原上海美优制药厂谢茂源厂长的追悼会，随着告别仪式的开始，哀乐响起，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了谢茂源厂长的熟悉的身影，和以往与他相处的日子，那难忘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谢茂源厂长相识，是通过我姐姐而认识的。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姐姐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工作，负责管理着愚园路上、镇宁路口边上的几栋房子。

谢茂源家就住在这里。他的工作很忙，家里几乎就见不到他的人影，家里的事，他根本一点都照顾不到。我姐姐有时就帮他爱人朱老师照看一下，家中有什么事，也常常去帮帮忙，我姐姐每月总还到社区付费处，帮他家缴纳水、电、煤气等费用，每次付完后，他的爱人都要谢谢我姐姐，有时还要给我姐姐小费，我姐姐都婉拒了，时间一长，她们彼此结成友谊，见面常常有说不完的话，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谢茂源厂长夫妇合影照

1999年12月，我刚到东湖宾馆工作时，宾馆的营收、生意不怎么好，奖金也发不出，员工的思想也不稳定，我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寻找客源，凭着曾经学到的一些饭店管理以及营销策略，经过一段时间，以及各路朋友帮忙，甚至连谢茂源厂长他也来帮助我们，“众人拾材火焰高，”宾馆生意逐渐好了起来。那时，谢茂源是上海美优制药厂厂长，是上海滩绝对有“腔调”的创利大户。他知道我单位的情况后，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把他们厂的所有客户平时的接待任务，以及年终答谢客户等活动，年会都介绍、安排到我们宾馆来。

每次活动结束之后，他会送给我礼品和纪念品，我都婉拒了。有一次，他特地叫厂办主任到我办公室，说每次在东湖宾馆活动，客户都很满意，他也非常感谢我，每次送来礼品，我都没有收，说这次的礼品不一般，一定要我收下，又被我婉拒了。哪知，这次谢茂源厂长也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厂是创利大户，这次的礼品，是为了庆贺和感谢客户，希望我把礼品收下。我和谢厂长说，你们工厂每次到这里来活动，使得我们宾馆增加了营收，怎么能说我们帮助你们呢？是你们帮助我们，我怎么能收你们的礼品呢？我要谢谢你，感谢厂长还来不及呢！谢茂源看我这么坚决，又说道，你收下，就算替我送给你姐姐吧。我说，谢厂长，这就更不可以了。我们僵持片刻，他只好作罢。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四人帮”粉碎以后，谢茂源就担任了黄河制药厂、上海天平制药厂和上海第十一制药厂厂长，总支书记。1989年他调入上海美优制药厂，那时的美优厂是濒临倒闭的小厂，他不怕困难，不辞劳苦，带领广大干部、员工，苦干巧干、改革创新。

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谢茂源厂长更是深受鼓舞，敢为天下先，打破“大锅饭”，自力更生，凭他丰富的经验，敢于摸索，勇于创新，他白手起家，在东海之滨，终于研制出了新药品，生产了新牌子、新品种，闻名中外，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他所领导的美优厂，成为实现销售收入1.37亿，创利2108万元，在全国医疗行业中，利税率名列全国第一，成为了东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受到上海市有关领导的称赞。1997年，谢茂源还被光荣评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在这期间，谢茂源多次邀请我去美优厂去参观学习，有一次，具体时间已经约好了，无奈我那时工作忙，加上我也不想去麻烦他，影响他的工作，所以，也没有成行，而且一拖再拖，最后竟然也没有去成，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谢厂长的这么热情邀请，至今感到很遗憾。

作者姐弟俩受谢茂源厂长女儿之邀在卢森堡旅游与外国友人合影。

我退休以后，逢年过节，我和我姐姐都会去看望谢茂源厂长，他家先住在愚园路上，后来搬到真北路上的中鹰公司建造的黑森林住宅区。偌大的房子，老人一人居住，蛮孤独的。好在老人人缘好，时常有亲戚、朋友、同事来陪陪他聊聊天，还去旅游，有时，他也会和朋友来来小麻将，度过那美好的时光。

谢茂源的几个子女都在国外，他女儿在卢森堡工作，卓有成效。他爱人在时，陪着女儿也在卢森堡，由于我姐姐和他爱人在上海结成了友谊，她那时已经替我姐姐办好护照，等我姐姐去卢森堡旅游，无奈病魔缠身，谢夫人在2009年就病逝在异国他乡。

谢夫人生前和姐姐多次说起，邀请我姐姐到卢森堡去旅游。我退休后，就陪着姐姐去，也是完成老人家遗愿。作为我来讲，陪姐姐出国走走看看，顺便检查一下我的眼睛。她从黑龙江农场回来，总是操劳着，辛苦了一辈子，很少有机会外出旅游。

作者受谢茂源厂长女儿之邀在卢森堡旅游途中访问瑞士首都伯尔尼留影。

我和姐姐在2016年春夏季，我生平第一次，和自己姐姐一起旅游去了卢森堡。我们先去瞻仰了谢茂源夫人安葬在卢森堡和比利时交界的一处名叫Hamm,Crmatrium的墓地，虽然此地景色美丽，但是我们心情沉重，静默哀悼，谢夫人安息吧，我们来看望你了！她安葬在异国他乡，我不免感到伤感，唏嘘不已。

令人感动的是，我们在卢森堡期间，谢茂源几乎每天来电话，询问我们吃、住、游等生活情况，是否习惯等，在这期间，我们还去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旅游，对我来讲，虽然多次出国，但是陪同家人出国还是第一次，姐姐从来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这次还特地为她女儿买了名牌包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回国后，就去看望谢茂源，他还唯恐他女儿没有很好地接待我们，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们：你们在那边好吗？玩得开心吗？到了哪些地方去游览了？他那热情的神态，使得我们不好意思，连连说道，很好，很好，现在，我姐姐常常会把那时旅游拍的照片拿出来看看，回忆着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谢茂源是非常讲情义、真诚、直率的人，2017年春，他还和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女儿一起看望我，他在我书房里，看到这么多书，还在这么努力读书，表示赞赏。他说，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能像我这样不收礼的人是很难得的。

我说，谢厂长，国家已经给了我应有的收入，我已经很好了，我再去收礼，虽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自己感觉不好，心里不踏实。

谢厂长说，市场经济中，一些正常的经济来往也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我说，是的。谢厂长还称赞我，说道：你退休后，还在坚持读书、写作，难能可贵。他说，他还在报纸杂志上，经常看到我写的文章，尤其是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发表的《紫竹楼见证好作风》一文，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国情怀，以及高风亮节的品德，很有感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说，退休后，没有什么事，就游游泳，看看书，写写文章，回忆往事，每天算也是有一件事做做，聊以自慰，消磨时光吧。

那一次，我们彼此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谢厂长1934年出生，年长我二十多岁，几乎是相差了一代人的岁数，他社会阅历丰富，经验老道。我和他说，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贪小便宜，吃亏就是讨便宜”等很朴素的话语，使得我终身受益。他点点头，说道：“社会复杂，各种各样人都有，一辈子谨慎处事，洁身自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担任过多年的国有企业的一把手，见多识广，经历丰富，阅人无数，大概是有感而发吧。这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使得我受用无穷。我的经历，也验证了他的话，那次我们的交谈，至今难忘，回味无穷。

晚年谢茂源夫妇合影。

在谢茂源厂长的追悼会上，他家人伤心至极，他儿子含泪对我说，爸爸太热情了，太要朋友了，虽然年近九旬，但还是经常有朋友、同事来看他，他也会经常请这些老朋友来聚餐等。

原本，我准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像往常一样，要去看望谢厂长，他在卢森堡工作的女儿也回来看望父亲，哪知，在2023年5月初，他感染上新冠病毒，我还期望不久会康复，可恨病毒凶狠无情，在2023年6月2日，仅仅一个月以后，病魔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离开了人世。

在谢茂源厂长离开我们一年之际，按中国人传统习俗，在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写下这篇小文，寄托我的哀思，怀念我的老朋友、老厂长上海市劳动模范谢茂源。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十四，我就写到这里。祈愿谢茂源厂长一路走好！

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东湖宾馆东湖路30号城市更新项目发布时间2024-03-25水泥网

报建编号：1802XH0130；标段号：QV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招标类型：工程总承包招标

招标项目名称：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东湖宾馆东湖路30号城市更新项目

招标人：上海市东湖（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中标人：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8915.1436万元；中标日期：2024年03月25日

评标委员会：刘雅群、许剑静、朱斌、马来飞、陆佳丽、陈富海、季皓雪、卫东英、毕政根

定标原因及依据：招标人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东湖路7号“乔家大院”2024年03月20日08:30上海上海新里洋房推广原创·地产侦察员

东湖路7号“乔家大院”，此名称是地产侦察员起的，这里曾经是塞法迪犹太商人乔哲夫大宅，便于记忆与传播更广，“乔家大院”叫上了。这栋转角大宅曾叫“大公馆”，在上海话中，“大”和“杜”读音相似，很多时候，这栋大宅也被认为是杜公馆，而杜公馆在本地有名，杜月笙公馆，恰恰，杜月笙公馆也就在东湖路，大公馆和杜公馆都归属于东湖集团东湖宾馆，叫着叫着，大与杜不分了。现在，不太有人叫杜（大）公馆了，杜公馆是东湖路70号，其实，乔家大院真正的历史沿用的门牌号是淮海中路1100号。

地产侦察员在聊“乔家大院”之前，先来看看周围的情况。俯瞰图上，淮海中路双号里，亨瑞大楼也曾是乔家大院一部分，业主也是乔哲夫。亨瑞大楼与盖斯康公寓之间有个远洋医院和淮海中路1200弄，最近，地产侦察员在检索这条弄堂资料，发现有三栋别墅安然无恙，长久以来，地产侦察员一直以为早就被拆除了。可喜，她们还都活着，只不过老洋房配的大花园没有了。这三栋老洋房中有没有吴铁城时期的市政府花园？这还需要更多的老照片佐证。

还有，大德里有韩国抗日志士在沪工作和生活之传说，这位志士是谁？曾担任新四军军医的罗生特（JakobRosenfeld）究竟住在大德里几号？

罗生特（1903-1952年），奥地利医生

回到乔家大院这栋老洋房，这栋占地面积非常大的老洋房原始业主是瑞康洋行行东RaymondMenashihJoseph，此瑞康洋行与虞洽卿、贝润生打过工的瑞康（颜料）行不搭界的。据地产侦察员检索行号录发现，乔家大院建造时间应早于1925年。1924年就已登记在乔哲夫名下，地址为霞飞路510号。1927年，此宅门牌号为霞飞路880号，对于乔哲夫而言，来华正好30年，他1898年在老沙逊洋行做事。

1915年，乔哲夫开办瑞康洋行。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瑞康洋行初设于南京路，嗣迁黄浦滩路营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40年初尚见于记载，往来银行为”有利“及”汇丰“。吴凤如尝充是行买办。1947年上海电话号码黄页显示，乔家大院的地址已经改为林森中路1082号，登记在这里的是乔哲夫遗孀，这栋楼太大，有部分也出租，租客为美国驻沪总领事MonnettBainDavis，蒙内特·倍恩·戴维斯两次出任美国驻沪总领事，一次1935-1936年，一次1946-1947年。市面上有杜公馆（东湖路70号）卖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一说，应该是大公馆（乔家大院）住过戴维斯先生引起的误会。

MonnettBainDavis（1893-1953年）

以上四幅图源：邱根发

曾在东湖宾馆工作多年的邱根发先生在其回忆录称，1974年，王洪文曾在这栋大宅住过三个月。他还带着小兄弟，经常在院子里散步，在这里工作服务人员义愤填膺，曾经揭发说，王洪文住在7号楼期间，非常奢侈浪费，每天吃着肉馒头，经常是把肉馅吃了，把皮扔掉了，还有的“罪证，”就是一箱一箱的正广和汽水，经常是只喝一半，瓶子里还剩有不少汽水就扔掉了，还揭发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

地产侦察员得悉“乔家大院”正在招租，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停车位充足，实力单位请速来。

更多老洋房、新式里弄和老公寓、新公寓信息会在第一时间播发，读者诸君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告知小编，多多益善。

东湖宾馆的“前世今生”2024-02-2012:36上海上海金融文化本文作者：邱根发

位于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是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整天大门紧闭着，普通老百姓不要说是进入，就是从门口向里面张望，也要受到门卫吆喝与干涉的。

位于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

随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市委根据邓小平同志在“414”招待所居住后说过的“我们这几个人住这么大的地方，太浪费了”，以及“内部招待所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指示，从1980年开始，上海市委招待处在葛非的领导下，就逐渐对外开放了，其中如414招待所（西郊宾馆）、415招待所（虹桥迎宾馆）、瑞金路招待所（瑞金宾馆）、兴国路招待所（兴国宾馆）以及丁香花园、太原别墅等招待所一起，全都对外开放，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结束了由国家财政补贴的历史。如今，这些宾馆都敞开大门，普通老百姓和中外宾客一样，均可以登堂入室了。

西郊宾馆；虹桥迎宾馆大门

瑞金宾馆；兴国宾馆

丁香花园

太原别墅

但是，东湖路招待所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曾经是旧上海“大亨”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公馆，它对面的东湖路70号（现在号称“大公馆”，上海话杜公馆），更是迷雾重重。

“杜公馆”的由来

东湖路70号杜月笙公馆，建于1934年，是一栋方方正正的灰色钢筋水泥建筑，原本楼高三层，坐北朝南，由主楼和附楼连接而成，以豪华和舒适著称。坊间一直传说，这是杜月笙的门人金廷荪送给他的，因为杜月笙“挑”他发财，包揽了“航空奖券”生意，赚了大钱，他以此楼作为报答。但是，众所周知，杜月笙号称“门客三千”，因他的庇护发财的人多的是，仅贩卖鸦片一项，就不知肥了多少门下喽啰，但是送他一栋大洋房的只有金廷荪一人，这是为什么呢？关于杜月笙的传说，上海滩历来纷纷扬扬，莫衷一是。最近，笔者查阅由杜月笙最信任的弟子、杜月笙遗嘱监察人之一的陆京士，亲自校订的《杜月笙传》（章君縠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方知其中秘辛。

杜月笙

原来，金廷荪能包揽“航空奖券”这一发财生意，的确是杜月笙的功劳，这原本是杜月笙自己的生意。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美国谈判棉花贷款期间，曾有一电报给他的好朋友、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杨志雄，告诉他，政府将在全国发行“航空奖券”（全称是“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需要找一位代理发行人，请他推荐人选。杨志雄明白此事重要，当晚就拿着电报去找《申报》老板史量才，他们商量下来的意见是请杜月笙出来做，一定是可以做好，而且是会赚钱发财的。于是给宋子文回电报，建议把此事交给杜月笙。三天后，宋子文从美国回电：“照办。”于是，这边就立马成立了一个专办此事的“大运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总经理这个具体干实事的差事，杜月笙就选中了他的“三哥”金廷荪。

当时已是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军民抗日热潮风起云涌，“航空救国说”大行其道，买“航空奖券”是既爱国，又有发财机会的事，加上杨志雄为之精心策划，所以一开张就一路走红，销路爆好。每到开奖日期，大运公司为了征信于社会大众，还特地请出财政部次长张寿镛亲临现场监督摇奖。于是，一期、二期、三期……办下来，真像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金娃娃。

正在伙计们一路凯歌，眼看20万大洋就要赚到手的时候，孰料“三哥”金廷荪手下的财务官出了大纰漏。这个财务官是金廷荪的徒弟，平时最受金廷荪信赖，可是，这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经不起钱的诱惑，私自把这20万大洋拿去做投机生意，想不到一脚踏空，20万大洋血本无归，这可是一笔巨款啊！他知道师傅金廷荪是不会饶过他，吓得要死，便逃到乡下躲了起来。这下叫金廷荪如何受得了？一下子气病了，躺在病床上，还咬牙切齿地，口口声声要去宁波乡下，“做掉(上海话，干掉之意)这个小赤佬”！等到杜月笙和杨志雄赶来看他时，只见他老泪纵横，悔恨万分，说自己瞎了眼，看错了人，闯了这么大的祸，恨不能以死相报……

杜月笙毕竟久经“沙场”的大亨，尽管心中吃惊不小，但毕竟是见大世面的，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稳得住阵脚的。他一方面尽力安慰金廷荪不要着急，安心养病，一切由他来收拾，另一方面，请来杨志雄帮助整顿大运公司，卷土再来。等到“航空奖券”全部售完，大运公司结账的时候，除去倒赔账和开销，还净赚了37万元。一笔起死回生的生意能做成这样，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接下来就是金廷荪的大手笔了。

这个项目中，杜月笙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应得红利20万元。按照常规，金廷荪把20万元划到杜月笙账上不就完事了吗？但是，金廷荪深知杜月笙的为人处事，自称是“春申门下三千客”的上海大亨，每天摆酒送礼，要打发钱，送礼的地方太多了，他花钱如流水，如果20万这笔钱到他手里，要不了多久就没有了。于是，金廷荪绝对“拎得清，”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点，“上路点”好事做到底，就擅自决定，用这笔钱给杜月笙造一栋大楼，置办一所像样的不动产，为杜月笙的长远利益做点铺垫。于是在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的原三鑫公司仓库旧址，建造了一栋美轮美奂的像宾馆一样的“杜公馆”，以报答杜月笙的知遇之恩，这就是“杜公馆”的来历。

至于金廷荪本人，从“航空奖券”中也赚到了四五万元，盘下了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他们两人，一个获得了一栋大楼，一个获得了一座戏院，被手下人拐走20万元之后，居然还能收入不菲，这是上海滩的“神话”之一。至于金廷荪为杜月笙设计的“长远利益”，后来果真得到了应验。1949年4月，解放军兵临城下，上海解放指日可数，杜月笙携家眷去了香港，到他1951年8月在香港去世，这两年多的生活费加治病费，就全部仰仗出售了杜美路上的“杜公馆”的这45万美金度日的！

当年上海滩“三大亨”，右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至于杜月笙后来并没有去住这座“杜公馆”，这也是事实，至于原因，说法很多。按陆京士的说法是，这栋房子像是一座新式旅馆，并不适合住家，而且，杜月笙在宁海西路的老宅，原本与张啸林是一起建造的，是多年邻居，唯恐与之“分居”引起不快，坊间还有说法，就是建造这栋楼的包工头，在院子里的亭子上自杀了，杜月笙感觉不吉利等。于是，只好把新大楼出租，抗战胜利之后，就送给了戴笠，戴笠飞机失事死后，杜月笙就租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和美国领事馆。后来卖了45万美金，1949年5月，杜月笙逃到香港，就靠这笔房款，了度余生。直到1951年8月，“杜公馆”被政府接收，以后就成为了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

陈公博所谓的“代主席”官邸

东湖宾馆的7号楼，有两个门，大门开在淮海中路东湖路拐弯路口，门牌是淮海中路1110号，另外在东湖路70号的马路对面，还有一个边门，叫东湖路7号。淮海中路的黑花大铁门很有气派，门内一条幽静的林荫汽车路弯弯地伸向树林深处，前行数十米，有一片绿绒绒的草地，草地周围，是一圈高大的香樟树，把市肆的万丈尘嚣挡在了院外。草地尽头，横卧着一栋深灰色的大洋房，属于法国文艺复兴式的风格，是淮海中路上沿街为数不多的著名洋房之一。

东湖路7号

这栋闹中取静的豪宅建于1925年，室内以古典式的木雕装饰著称，20世纪20年代是犹太人约瑟夫兄弟的住宅。他们是十里洋场炒股和外汇的能手，在南京东路中央商场内的外国股票交易所——众业公所，不晓得赚了多少钞票，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年间，能左右上海外汇市场的半壁江山。以至于他们的买办陈某的外甥魏某，也“近朱者赤”，成了外汇经营专家，改革开放之初，出任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顾问。如此洋大人，把自己的“窝”建成一栋无处不雕花的豪宅，直如小菜一碟。抗战爆发后，上海市面一落千丈，无钱好赚了，约瑟夫兄弟就离开了上海，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商人。

陈公博

1940年3月，陈公博正式踏上汪精卫的贼船，从香港来上海，出席了汪伪的六届二中全会，担任伪立法院院长。10月，因汪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在家中熟睡时，被老佣人朱升用斧头砍死），陈公博就继任了上海市长。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之后，陈公博就登上了汪伪政权的最高峰——代伪国民政府主席、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官做得大了，房子也就升级了。他平时在南京，而周末总是回上海住，淮海中路拐弯东湖路口的这个大花园就成了他的官邸。那时，距离日本鬼子投降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陈公博在此住了9个月。抗战胜利后，眼看蒋介石要挥师东来，蒋介石重用周佛海，而冷淡他陈公博，同时他明白，周佛海也欲置他于死地，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5年8月25日凌晨，陈公博乘机逃往日本，后又被押送回国受审、执行枪毙。

解放初，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管理了这栋楼，先作为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后在1963年，还曾租给日本工业展览会作接待之用，1964年由国家正式接管，调拨给上海市委招待处，时称市委东湖路招待所。在“文革”中，王洪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来此住过三个月。改革开放后，成为东湖宾馆7号楼，这栋楼曾接待过王震、谷牧、王光美等重要人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作为经营所用，如日商丸红公司的长包房、办公室、以及“大公馆”餐厅、证券公司、东方财富等，现在空关了下来，正在招租。

东湖集团的缘由

老上海人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机管局）所属的锦江、和平、衡山等，所谓的十大饭店，还有就是新亚饮服公司的一些社会老饭店，如新雅、东亚等饭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旅游者蜂拥而至，上海酒店简直是一房难求，酒店的现状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各行各业也都在建造大楼，如当时旅游局建造华亭，上海、虹桥宾馆等；另一方面是现有体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在1984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了锦江、华亭、衡山、东湖以及新亚等“五大集团”，锦江集团根据市委、市政府决定，把衡山、上海大厦等四个宾馆划了出去，成立了衡山集团，从此，上海旅游业走上了和世界旅游业接轨的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东湖集团为什么以“东湖”为主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西郊”“兴国”或者“瑞金”等名称呢？笔者因为在东湖集团工作多年，认为东湖路招待所是原来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大本营，招待处下面所属的招待所，如果有接待任务了，就是东湖路招待所派人去负责接待，包括客人的“吃、住、行”等，当时的“414”和“415”招待所等地方，平时只是派几个人看看门，搞搞卫生等，如果有任务，或者来了中央领导等重要客人，在市委招待所的统一安排下，东湖招待所就派厨师等人去，负责接待，任务结束后，就回到东湖招待所。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听市委招待处管理科老接待人员龚庆祥和特级厨师徐金宝说，当年，他们上班都在东湖路招待所，地段就在淮海路的市中心。另外，东湖招待所的名气比其他招待所名气响，加上其他招待所对外还是大门紧闭，是“保密”的，外面也根本不知道，久而久之，“东湖”这二字在大上海，如雷贯耳，深入人心，她是扎根于上海人们心中，流淌在东湖人血脉里，骨子里的认同感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她深深的文化内涵，使得她成了上海的一个著名品牌，只要有任务，包括毛主席以及“十大元帅”等重要客人来上海，都是由特级厨师徐金宝为主去主勺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集团在厨师特级考核时，徐金宝不愿意去参加考试，怕有闪失，丢面子，就对我说：“小邱，招待处每次重大接待任务来，都是我去主勺，这就是‘天天在考试’，只要每次中央领导接待任务完成，客人满意，领导肯定，我的考试成绩就优秀，我从不敢懈怠，马虎的”。他的话语，口气与腔调，至今在我耳边响起。

在“文革”中，市委东湖招待所也是上海“马、徐、王”等“四人帮”党羽的活动中心，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一书中，多次提到东湖招待所，如在1967年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这一章节中，就有办公厅的造反派说：“这些当权派，昨天晚上就到东湖招待所报到了……”等，就其中的这么几句话，就很明白地说明了东湖招待所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的大本营，东湖招待所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

邓小平在葛非（左一）陪同下散步

“四人帮”粉碎以后，市委任命葛非担任市委招待处处处长，他拨乱反正，不辞劳苦，对外开放后，启用新人，从西郊宾馆“睦如居”的改建，到引进外资建造“加木”别墅，一本万利；从建造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瑞金大厦，到虹桥迎宾馆6号楼建造等等，为东湖集团的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1979年邓小平说“414”招待所对外开放，那么，到1984年成立了东湖集团，用“东湖”名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东湖集团成立前，从每年吃国家财政拨款，到今天每年都有上亿万元的利润的著名国有企业集团，东湖集团开始了新的辉煌，从此，翻开令人激动的崭新的一页。

我所接待的几位革命老太太

我从1999年直到2009年，在东湖宾馆工作近十年，东湖宾馆已经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在集团“以中为主，以外养内”的方针指引下，接待、经营双丰收。

今天，虽然我离开东湖宾馆近十几年了，但是曾有幸接待过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其中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太太，至今令人难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是王光美、刘英、林佳楣、邓六金、于若木、朱仲丽等等，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孔东梅母女等。

李敏与母亲贺子珍；毛泽东外孙女、李敏女儿孔冬梅

她们有的是来公出、开会，有的是治病或检查身体，顺便看看亲戚和老朋友。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宾馆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毫无架子，生活上也没有过分的要求，空下来，还会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讲讲革命传统故事，还会问问上海近来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大家感到非常亲切。

张闻天和刘英

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也是长征老干部，广受党内外同志的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她来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一周，参加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担任东湖宾馆党总支书记，对党史资料很注意收集，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张闻天同志的敬仰之情。刘英同志很高兴，有一次我竟跟她谈起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总结教训。处在困境中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纷呈。这期间，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对形势及战局的分析与建议，对红军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出任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军事部署上张闻天还是采用了毛泽东的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长征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泽东很多精辟的见解。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战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让张闻天钦佩不已，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能逐渐转败为胜的关键。刘英同志每次跟我谈话都非常认真，把我当成自己的革命同志，丝毫没有对无名小辈随便敷衍的意思，令我非常感动。

李先念和林佳楣

李先念总理的夫人林佳楣，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太太。她是上海人，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待人非常客气，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她在全国营养学会工作，所以来上海开会、出差的机会较多，在东湖宾馆住过多次。她喜欢集邮，很注意收集那些有意义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常常从北京带一些来送给东湖宾馆的同志，让大家分享这种高雅的艺术。我收到林佳楣同志赠送的珍贵邮品共有五枚，都很有意思。一枚是200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封，上面的邮戳是人民大会堂，可知人民大会堂还设有专门的邮政部门。还有一枚是“新千年零点报时纪念封”，记录了从2000年到2001年跨越千年的那一美好的时刻，邮戳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31日24点，另一个是2001年1月1日0点，邮戳地点是中南海，可知这是出自中南海邮局的珍邮。拿着这枚纪念封，仿佛能感受到中南海欢度新年的欢愉气氛。还有一枚是2001年1月1日0点中华世纪坛开幕的首日封，邮戳也是中南海。另有一枚是2001年过中国阴历新年的拜年封，图案非常热闹，邮戳地址是北京。虽然，我不是专业集邮，只是爱好者，但是能得到这些来自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封，心情总是很激动，毕竟那是中国的心脏，决定着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世界风云。

刘少奇和王光美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她对宾馆工作人员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特别仔细、周到，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曾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市委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宾馆领导打招呼。那时刘源同志已经是武警总部副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丝毫不端架子。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当宾馆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她好像知道我们心思似的，竟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宾馆工作人员合影，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围拢过来。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是应该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一定要坐在旁边，让别人坐在当中，工作人员在后面站成一排，留下一个令人感动的瞬间。

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五年后在北京逝世。

……

装修一新后的东湖宾馆

今天的东湖宾馆已经过了多次改建、装修，已成为了一座闻名中外精致的豪华酒店，从1985年“杜公馆”的三层楼，到加层加到了5层楼；从2002年，东湖宾馆里花园道路的改造，把原来从新乐路167号的大门进出，改变了到东湖路70号的大门的进出，把院子里原来精致的小花园拆了；从2013年进行了内部装修、改造，到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正所谓是“旧貌换新颜”了，加上隔壁东湖路30号的即将建造新的高楼，那时，东湖宾馆一定在大上海，展示出新的面貌，而更加辉煌！

今年正好是东湖宾馆建馆90周年的日子，我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东湖宾馆故事多的续篇，也是为了纪念而不忘历史。

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东湖宾馆东湖路30号城市更新项目发布时间2024-01-03水泥网

资格预审公告

报建编号：1802XH0130；标段号：QV1

招标人：上海市东湖（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湖路7号东湖宾馆

招标项目名称：上海市东湖（集团）公司东湖宾馆东湖路30号城市更新项目

建设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东湖路30号

工程规模描述

设计工程规模描述——具体描述：(1)建筑-民用建筑:1.一般公共建筑单体建筑面积6789m2；

施工工程规模描述——项目类别：房屋建筑工程工程类别：房屋建筑工程

具体描述：(1)建筑面积6789m2；工程总投资：11408.000000万元人民币；建设周期：640日历天

其他说明：1、本项目拟在东湖路30号004-12地块上新建1幢商办楼（地上5层，地下3层），地上为商办空间，地下为设备层及停车库，总建筑面积约6789平方米。2、本项目采用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方式招标。3、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如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数量≤2家，每家联合体成员（含牵头人）应具有至少一项满足资质要求的设计或者施工资质,且需提供联合体协议原件（各方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明确牵头人及各自的权利义务。）本工程联合体牵头人必须是施工单位。

资格预审申请条件资质要求：

设计资质要求——第一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资质乙级及其以上；以上设计资质要求，投标人只要符合任何一条，但同一条中的多项资质要求需同时满足。

施工资质要求——第一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其以上；以上施工资质要求，投标人只要符合任何一条，但同一条中的多项资质要求需同时满足。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方式：获取文件成功后访问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网站（），登录交易平台在"交易平台--投标项目管理"菜单中查询下载。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时间：2024-01-03至2024-01-07(休息3日（含）以上的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3:00时至16:30时。

注意：1、获取文件成功后访问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网站（），登录交易平台在"交易平台--投标项目管理"菜单中查询下载。

2、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以书面署名形式向招标人提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以书面署名形式向招标人提出。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余老师

备注：1、本项目采用资格预审，当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申请人小于等于7家时，则不再进行资格预审；当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小于等于7家时，则不再进行资格预审评审，招标人应确定所有申请人参加投标；当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大于7家时，采用合格制方式进行资格预审评审，合格申请人大于7家时，招标人通过单位集体决策机制，确定7家合格申请人为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2、具有控股和管理关系的上级公司和下级公司同时参加资格预审，招标人将接受下级公司为合格申请人。3、同一集团公司下属所有公司同时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不得超过两家。否则，招标人根据评审结果，通过单位集体决策机制确定。4、企业类似项目业绩：申请人自2019年1月1日至申请截止日期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新建、改建、扩建）设计或施工或设计施工一体化或工程总承包业绩。5、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条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由施工负责人担任，应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一级执业资格，未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2）以联合体形式承接的工程总承包单位，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由联合体牵头单位委派担任。（本工程联合体牵头人必须是施工单位。）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宁路969号1号楼4楼423会议室

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024-01-1514:00:00

通过资格预审者提交投标保证金：0.000000万元人民币招标文件工本费：0.0000元人民币

获取招标文件方式：获取文件成功后访问上海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网站（），登录交易平台在"交易平台--投标项目管理"菜单中查询下载。

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24-01-24至2024-01-28(休息3日（含）以上的节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3:00时至16:30时。

提交投标文件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宁路969号1号楼4楼425会议室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4-03-1114:00:00

填报单位：上海上投招标有限公司

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曾经的中国第二富豪仰融的发迹之地2023-08-0120:43百度贴吧作者：ElvisZ

多年后，仰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0年，我们长包了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以对资本市场有些认识的炒股票起家”。

那时候，上海滩风生水起，东湖宾馆更是资本炒家盘踞重地，很是有些名气，在金融界几乎无人不知。谈起上海东湖宾馆，可是大有来历。1925年，英籍犹太人约瑟夫在上海淮海中路与东湖路转角的一块土地上建起一栋花园洋房，将之取名为“大公馆”。这便是东湖宾馆前身。当时东湖路还叫杜美路，因此大公馆也有“杜美花园”之称，在旧上海名噪一时。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一个手下承包航空彩票获利，决心讨好老板一番，便以重金购下大公馆献给杜月笙，时称“杜公馆”。后来，杜月笙把公馆转赠给军统特务戴笠，戴笠又将其送给某当个红女明星，几经易主，先后被美国新闻处和美国总领事馆占用。解放后最终被收归国有，为华东局招待所，1985年改名为东湖宾馆，沿用至今。

想当年，国民党军政首脑、演艺明星等各路社会名流齐聚大公馆，何等繁华热闹。如今物换星移，当初的权贵社交场所被由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投机者组成的资本炒家所占据，这些下里巴人缺乏礼教，却天生嗅觉敏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弄出莫大声响，一时无二。当时东湖宾馆被上海市委作为招待所使用，极少对外开放，入住其中被视作一种特权。然而，这些暴富起来的人们居然能够自由出入，除了背景深厚、能力神通广大外，似乎没有其他合理解释。自从他们入住进来，东湖宾馆顿时萦绕上一层神秘耀目的光环，一时间名气大增，俨然成为沪上资本炒家的大本营。

1990年的某一天，意气风发的仰融来到这里，看到风格各异的楼房、静谧安详的花园、癫狂激进的投资者，一定被独特的氛围吸引住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包下其中一栋楼房，打算长住下去。仰融租下的宅院是一幢法式花园别墅，建筑考究，装饰华丽。南立面带有巴洛克式、双壁柱等装饰，部分立面为清水红砖墙，窗檐和窗台装饰为水刷石制作。原本是亨利地产公司老板的私宅，建国后曾用作前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后被东湖宾馆收编，是为7号楼。

上海滩风生水起之际，籍籍无名的仰融突然闯入，还出手阔绰地包下东湖宾馆的一栋洋楼，一段神秘而风光的岁月从此开始。在此前后，仰融结识了时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投公司董事长的许文通。许文通是中国金融系统老资格的教育家，门下弟子众多。加之他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乃是邻县同乡。因此对这个并非科班出身，却极具金融天赋的同乡极为赏识，不惜大力提拔。

徐文通执掌华银之前，官拜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在金融界人脉熟稔，颇有神通。据说，正是在其一手安排下，仰融才得以进入中国金融学院工作，并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身份在北京走动。自从有了这个半官方身份，仰融频频出入政商两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网络。而这，正为他日后在资本市场自由游走提供支持和荫庇。

仰融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及至成年，身上流露出一股江湖草莽之气。典型特征之一，是性情豪爽大方，对朋友重情重义。接近他的人这样形容，“即使身上只有20万，而且明天就要全部还掉，他今天还能请你吃10万元的饭，并且面色如常”。以此性格与人交际，定能俘获人心。仰融虽受教育无多，可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官员、专家相处起来，并不费周折，一方面由于其聪明乖巧，善于见风使舵，另一方面则是豪爽仗义的性格使然。当这样一个肯为朋友牺牲的年轻人出现时，见惯尔虞我诈的权贵们眼前一亮，基于各自的目的，纷纷与其交往。而一旦进入圈内，免不了迎来送往，仰融性本好奢华，租下东湖宾馆7号楼，与其说是便于与同行交换信息，不如说是交际需要，同时也是对身份背景的暗示。因此，自从搬进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仰融身上彷佛笼罩上一层朦胧光环，无论是政商两界悠游，还是出入上海资本市场，无人不对其忌讳三分、猜测三分，而这更添其故事神秘性。

仰融的沪上经历虽然隐晦，却并非无迹可寻，无论如何，东湖宾馆7号楼是他神秘发家史上一个清晰的坐标原点。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头几年，他多半时间是在那里度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见证了这个资本狂人早期经历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原】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八|华东保育院老红军邓六金的故事2023-05-19发布于上海个人图书馆|作者：祝根发编辑：新用户9030yrKZ

邓六金（1911年9月-2003年7月16日），女，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人。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本地农民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参加过长征的27位女红军战士之一。丈夫曾山。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休。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上一篇“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七，写好发表了后，今天的“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八，就说说原华东保育院协理员、院长老红军邓六金老太太的故事.

邓六金老太太生前到东湖宾馆来小住过多次。我在2001年曾经接待过她，那难忘的一幕幕，常常在我眼前出现。

在她小住期间，平时和我们接待、工作人员相处的时候，很随和，没有架子，空闲时间，总是会和我们聊聊天，和蔼地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还常常讲革命故事给我们听，尤其是她在华东保育院的那段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相处的情景，那段欢欣又难忘的岁月，让人刻骨铭心。

在她要离开宾馆的这一天，还邀请我们到北京，到她家里去做客。她没有一点居高临下之感，不以老革命自居，这就像她当年的保育院协理员、院长，邻居家的老教师、老太太、老妈妈一样，对我们接待、工作人员关怀备至，有情有义。

邓六金是曾山同志的夫人，是红军长征时期，总共30位女红军走过长征路的女红军之一，是女红军中传奇人物，她在解放战争中，是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之一，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解放初期，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从此长期在北京工作。

老人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是老人思想开朗，性格脾气好，总是乐呵呵的，有时，还说说笑话，见到我们，或者昔日警卫、服务人员来了，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时，经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了你们的红烧肉长胖了⋯⋯”说起这话时，老太太笑得很开心。

许多老干部对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都印象深刻。记得在那时，还是黄菊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有一天，他与徐匡迪市长一起来宾馆看望邓六金同志，就在东湖宾馆请她吃饭。

吃的都是家常菜，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其中就有一道红烧肉，席间大家都赞不绝口，盘子上，每人一块的红烧肉“一扫而光”。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老干部都很怀旧，很喜欢吃家常菜，如果真的要端上山珍海味、鱼翅海参，他们反而不高兴，甚至会很反感。

饭后，徐匡迪市长已经走出大门了，又返回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们的红烧肉确实烧得好，怪不得许多吃过东湖红烧肉的老同志都夸奖好吃。”

我对他说：“这是厨师们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红烧肉要用啤酒来烧，肉质就特别嫩，口感特别好。”

徐匡迪市长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看来他也是难得吃上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因为市长参加的那些宴请，一般来讲红烧肉是不会登上“大雅之堂”的。

邓六金老太太很念旧，人缘很好。她与曾山在1952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2000年，己将近五十年过去了，然而，只要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志，还请曾经和他们工作过、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员、服务员人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年的警卫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许文彪经理等。

许文彪是我集团的同事、领导，我们很熟悉，他说，老太太以及家人都很客气，和服务人员关系融洽，她们一行到上海来，只要有空，她总是打电话通知他们，知道老人来上海了，有一些新四军后代也来看望老人，如原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周路，他父亲原来是在新四军四师张震旅。

曾山在新四军威信很高，是新四军五个创建人之一，当年国共合作后，他曾去浙闽赣粤边区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以及后来，他积极调配干部，重建新四军，曾山当时是华中局组织部部长。

1944年末彭雪枫师长牺牲时，曾山来参加并主持追悼会。周路父亲也在现场。

另外周路来看老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管会派人接管了中国银行。6月5日，曾山来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会场，他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人民银行行长对中国银行全体高管和员工宣布：“今天是中国银行新生的一天，从今天起，它已经属于人民。”中国银行重新开业了。

基于这样原因，周路他也来看望老太太，和老太太来叙旧、聊起这些往事，老太太很高兴。

当然，令老太太最高兴的是当年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来看望她，譬如在办公厅工作的老梅，广电局的王老师等人的到来，叫她邓妈妈长、邓妈妈短的时候，这是老太太最开心的时候，他们问寒问暖，关心这，关心那，如今，他们这些当年保育院的“小娃娃”们也到耄耋之年了。

有一次，老太太见到他们，还想起来当年的儿歌来，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一起唱起了：“开起大炮轰轰轰，小孩子们拍手向太平”等，当唱到此歌时，老太太仿佛回到了以往的时光，更是喜形于色，眉开眼笑，不亦乐乎。

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讲那革命战斗的峥嵘岁月，我问老太太说，《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老太太说，实际情况更加艰苦，死了不少人。说到这里，老太太不说话了，眼眶湿润了。我说，《长征组歌》写得太好了，太感人了。

老太太说，过雪山草地，吃野菜，树皮、草根，常常是连这些东西也吃不到。老太太还哼唱起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歌来，令人肃然起敬。

老太太从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说起，还讲了在华东保育院的故事，那是解放战争在反攻的艰苦年代，国共决战，战火纷飞，孩子们头上不仅仅是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大炮的轰炸，生活中还常常缺医少药，没有食品，保育院的孩子们，还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破坏，随时随地都面临生命的危险，在这样形势下，大决战之际，华东保育院在当时华东局机关所在地——山东省青州应运而生。

据统计，保育院当时一共保护和养育了137个从1岁到10岁的革命后代，如今这些小孩子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包括陈毅，粟裕、罗炳辉家的孩子，都是在保育院里长大的。老太太说，大人总不能把小孩子带着上前线打仗吧，保护好孩子，大人才能更安心地在前线打仗，消灭敌人。

老太太还说，另外一件事情，她至今难忘，那就是在决定成立保育院时，华东局领导是下了大决心的，是经过了反复考虑，是为解决大人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地去前线打仗，那些革命烈士遗孤、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孩子，总不能无学可上，无人照顾吧？她说起那段往事，神情严肃，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好像又回到了那峥嵘岁月、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有一次，老太太很高兴地还和我们玩起来了小孩子们的游戏，正好桌上有几张名片，她拿了起来，手捂着，猜手下面有没有东西。这些简单的游戏，大概是在保育院时候，她教小孩子们，和小孩子们一起玩的游戏吧，她把我们也当成当年的小孩子一样，充满了爱心，童心未泯，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似的，老太太这天特别高兴，那时，她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健康成长，和院长李静一以及全体教员们一起，培养教育孩子，从中可知，她肩上的担子是多么重，操透了多少心，流尽了多少汗水，那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啊。

老太太对上海感情很深，上海也是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有很多她的朋友，故旧，原本打算在上海再住一段时间，无奈“树大招风”，前来看望她的老部下及老战友们蛮多的，为了不影响上海领导的工作，也不去影响、麻烦他人，她决定提前返回北京。

她乐观、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她还想要再待一段时间，但是，她还是决定走了。那天她临走时，依依不舍，竟然眼泪都流出来了，她拉着我手，还再三关照，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们到北京来玩，她还拉着旁边送行的客服部经理陈军的手说：“小陈，你们一定要来北京啊！”她等着我们。

不幸的是三年后，老红军邓六金老太太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噩耗传来，我们都很悲伤。

今天“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八，就写到这里，老红军邓六金老太太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她的节俭，好性格，好脾气，好作风，好习惯，大概就是当时担任保育院协理员和院长所具备、所养成的吧。

我想，这些革命老太太身传言教，教育后人，影响子女，培养好革命接班人，赓续红色基因，这才使得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上海东湖宾馆百年奢华别墅1580元起住！住梦幻洋房别墅，穿越百年风华2023-05-0818:04上海宝山小邻通

上海，从岁月峥嵘中走来，自带历史的厚重，又承载一个世纪的声色光影，有着百年风华。现在的上海，多元的海派风情下，丰厚的人文底蕴和现代气息结合，每条街道都承载历史，每个建筑都有它的故事，从老洋房的窗畔穿过，看树影落在百年红砖上的倒影：一半繁华旧梦，一半人间烟火

行走在静谧优雅的“东湖路70号”，有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花园住宅，当年耗资三十余万美元建成，自带尊贵与奢华的独特气场，曾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新公馆，民国时期作为美国新闻处和美国领事馆，解放后成为华东招待所和上海招待所。

上海东湖宾馆：上世纪30年代别墅丨自带花园丨30%绿化率；欧式喷泉丨淮海路之畔丨洋房别墅

如今这座雕梁画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身处繁华闹市之中，却封存着人文韵致，2016年酒店斥巨资进行翻新装修，既保留了历史风雅，也让建筑重获新生，入住其中，仿佛在中国近代史中穿越了一次。

推荐理由一：梦幻洋房别墅，穿越百年风华

一幢建筑，走过近百年岁月，依然徐徐挺立在人们面前，吐露着历史烟云，这座具备多重荣耀身份的老洋房，更是以自带一个大花园而闻名，30%绿化率，四季绿植葱郁繁花盛开，春赏樱花、夏看石榴花，秋冬香樟依旧绿，欧式喷泉、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萦绕其中，宛如一座瑰丽的法式梦幻花园。

正是因为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国内外无数名流政要都曾来此下榻，更是上海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

推荐理由二：身处都市繁华，坐拥海派风情

如今的东湖路，现代与历史荟萃交融创意店铺，老建筑、洋房、梧桐树错落，闹中取静，自有矜持优雅的海派腔调。

酒店坐落于东湖路中段、淮海路商圈内，从酒店出发，步行可达潮牌云集的新乐路，毗邻淮海中路商业街，感受张爱玲笔下的繁华，坐拥时尚娱乐地标环贸IAPM商场、静安寺、新天地和衡山路，一路打卡新老景点，逛吃拍照两不误。

推荐理由三：国宾馆硬核出品，食住行样样精品

身披荣耀，一路从历史中走来，东湖宾馆接待过身份贵重的宾朋，除了亮眼的地理位置和花园般的住宿环境，这里的菜肴也让人唇齿流连

菜肴皆由国宴级厨师掌勺，精选原料，用材考究，出品令人瞩目，高人气「东湖厅」精研传统本帮菜肴，地道的海派口味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1楼金玫瑰酒吧更是聚集了海派文化精髓，午后的时光里，在这里点一份下午茶，是度过愉悦午后的不二选择

推荐理由四：美国HBA设计事务所操刀，重塑建筑之光

2016年东湖宾馆豪华新装，由美国HBA设计事务所操刀室内设计，保留了当年杜家原有风貌及韵味，又赋予了老建筑在当代独特的灵魂，每一处细节都尽显不凡品味

水晶吊灯、大理石地面、欧式采花玻璃，复古皮饰木质座椅、古色古香的小摆件，奢华地毯铺就的走廊和楼梯、各种艺术品现代与复古美学融合交错，如同走进私人博物馆，有着看不完的珍宝，一伸手便有百年时光在指尖流淌。

【原】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七|和王光美同志一起合影2023-05-08发布于上海个人图书馆|作者：祝根发编辑：新用户9030yrKZ

20多年前，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因为来上海看病、访友，在宾馆小住，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

老太太彬彬有礼，待人和气，和蔼可亲。她在离开宾馆的前一天，也许她知道明天就要回北京了，就在这一瞬间，她似乎从我们接待人员的眼神中，看出我们的企盼要求，有什么话要对她说……

她好像已经猜出我们心思似的，主动提出来要和我们合影拍照留念，也使得我保存、留下了这张和王光美合影的珍贵照片。

作者（后左）和王光美（前左）和随从及工作人员在东湖宾馆合影。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今天的“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七，就是和原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合影照片，故事的开头，就从她的到来、接待她的这天说起吧。

2001年4月份，王光美来到上海在东湖宾馆小住，虽然这在当时对外是不宜声张的，但是在宾馆内，王光美的到来，早已经悄悄地传开了，这个历经坎坷的传奇式人物到来，似乎在东湖宾馆的这个小小院子里，弥漫着一种喜悦、欢乐的气氛，在无形之中，她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大家，都想一睹她的风采，期望能亲眼看到她，哪怕是望一眼也好。

这天，王光美一行轻车简从，到了宾馆，我一见到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王光美来了，她出现在我眼前，这个我从小在报纸、电视、广播之中知道的名字，国家主席的夫人，如雷贯耳。

当我们把她迎到二号楼，我在电梯上和她一起上去时候，虽然她已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但是她的神态、气质、修养，就是感到她与常人的不一样，这个“文革”中经受磨难的原国家主席夫人，今天和我们在一起，面带微笑，那么和蔼可亲、慈祥和善，我们对她肃然起敬。

接下来的几天的朝夕相处，更使得我们感受到了她的人格魅力。

王光美1921年出身在北京一个名门的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北京中学求学，后来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在校毕业后继续就读并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王光美在中学时期，就以数学出类拔萃而得到物理学界的公认、首肯，被誉为“数学三王”。

1946年她被地下党派去担任国共谈判的军调处的英语翻译，为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和美国马歇尔将军调停谈判时担当翻译。

打这以后，她走上了先是从事翻译工作，以后又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之路，她甚至放弃了美国密歇根等两所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单，奔向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路一条”，不少人为她惋惜；但这位才女的转行，虽然从此中国少了一位居里夫人，但多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王光美这次来到上海，一是访友；二是为了中华妇女儿童基金会，为救助贫困母亲健康计划筹款；三是更重要的也是为了调养身体，检查、医治患了多年的癌症病情。

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患了此病，已有十多年了，她和病魔顽强地作斗争。在病魔缠身的日日夜夜，王光美仍然不放弃扶贫和救助贫困妇女儿童责任，在她的努力下，救助贫困妇女儿童的活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王光美因此获得“中华人口奖”的光荣称号。

王光美在东湖小住几天中，她马不停蹄，几乎没有停歇，根本没有好好休息、治病。她早出晚归，与其说她是来看病的，更不如说她是为扶贫、救助妇女儿童的计划的实施，始终在操心着。

我每天一早上班，总是先到二号楼她下榻的房间旁，有时候见到王光美，她总是对我说，不要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影响工作，也不要特地为她去准备什么，该怎样，就怎样。

服务员告诉我说，王光美她从不麻烦我们，外面办好事回来，就在房间休息，叫我们一切从简，包括吃也是如此。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见到她，总是不多去说什么话，怕说错什么，打扰了她。而她每次见到我，总是她主动问我。

有一次，她问我道，宾馆经营好吗？职工收入怎样？有时，她看到她住的楼层里，有客人来来往往，她就很高兴；有时，冷冷清清，没有客人居住，她又很着急；她说，千万不要为接待她，而影响宾馆正常的营业。

她还关心地问我们：“外宾多吗？平时接待用英语吗？”有一次，甚至还用英语问我平时工作学习怎么样？还说道，不知多少年不说英语了，说的不好了。

这名辅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的军调处的英语翻译，这么谦虚。

她一开口，声音仿佛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语调甜美，轻柔婉转，真是动听悦耳的天籁之音；而老北京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恰如牵针引线一般，把我们都吸引过去，去倾听。

这个老太太，看似平常之人，确是有着不平常的经历、有着高尚品德、高超学识，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

临走之前，彼此依依不舍。这天，我们要为她送行时，她特地早早地出门，叫服务员找到我，对我说，叫我和几位接待她的服务员一起过来，和她拍照合影留念。

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早想提出和她合影拍照了，只是她忙，我们又不便打扰她，没有机会和她说，哪知道，今天她要离开了，她好像知道我们心思似的，她自己首先提出来，在拍照片时候，她还叫她的随行人员坐在中间，自己则坐在一边。

这张照片拍好后，我没有好意思再说要和她单独拍照合影，不过，有了这张和她的合影照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照片拍好后，她还连连谢谢我们，感谢我们这几天对她的关心、照顾，她是那么的谦和、礼貌，真是与生俱来的高贵、教养！

她临走还用“GOOD，LUCK”的英语来祝贺我们，我没有勇气和她对话，只是朝她招手，微微笑，她说得太好了，我这个蹩脚的英语，一定会出丑的。

送走老人，我还沉浸在幸福中，细细回味她停留在宾馆的每时每刻，感觉老人还在和我们微笑之中，在她慈祥的面容下，我感到，她有时也流露出常人难以察觉的一丝的无奈。

她饱经沧桑，苍颜白发，毕竟岁月不饶人。2006年老人因肾衰竭而逝世了，我们都很难过，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今年10月，是王光美同志逝世17年的纪念日，二十多年来，她老人家用英语来祝贺我们的话语，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祝贺我们好运，祝贺中国人民好运，也祝贺我们伟大祖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好运！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七，今天就写到这里，当我静下心来，这些革命老人家们的音容笑貌，好像又出现在我眼前，她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六|前国家主席夫人林佳楣送红包2023-05-0708:04上海新华路时光原创·邱根发

我和林阿姨在东湖宾馆合影。我上一篇“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五的文章发表后，手机、微信、电话询问我的人依然不少，问我“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六，到什么时候写出来发表，已经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今天，我写的“故事多”之六，就是回忆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送红包的故事。读者不禁要疑惑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红包送给谁？是什么大人物？来自何方神圣？

如今社会上求人办事，约定俗成要送礼或送红包，形成风气，司空见惯，原国家主席夫人林佳楣怎么也会去送红包呢？她要求人办什么事情呢？对此疑问，且听我如实道来。

我在东湖宾馆工作近十年期间，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她每次来上海开会时，或者看病，访友时，有时会在东湖宾馆小住。几次下来，我们也熟悉了，老太太没有一点国家主席夫人的架子，就像普通人家的老太太一样，说的是一口标准上海话，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乡情乡音，见人微笑，打打招呼，有时，她还会买些上海点心、小吃给服务人员吃，对接待人员特别亲热，随意随和，有一次，她见到我，把我叫在一旁，把我当小孩子一样，从包里拿出小吃，我也幸运地得到她一包香喷喷的五香豆的“馈赠”呢。

她来宾馆小憩，有时上午出了门，人已经走到楼下了，正准备上车，不知何故，又回来了，像是遗忘了什么似的，像要找样什么东西，老太太她总是连连责怪自己说：丢三落四。

每遇到这样情况，她总是自言自语道：“人老了，人老了。”我安慰地劝她说：“不要急，没有关系的。”平心而论，像老太太她这样的记忆，应该还是不错了。

有一次，她说要把她签名的首日封送给我，过了几天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她还没有给我，我又不能去问，再过了几天，她将要离开宾馆，在整理行囊时大概想起来了，说道：“小邱，差一点又忘记了，听说你蛮喜欢集邮的，这几张首日封，你就拿去作为纪念吧。”她把她签名的北京《中华世纪馆》、《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次会议》的这二套首日封的信封赠送给我，我珍藏至今。

林阿姨赠送我的签名首日封。

林佳楣每次到宾馆来小住，也都是很忙的，一早出门，社会活动不少，有时候到晚上才回来，不是去参加什么全国营养协会、妇幼健康会议，就是去参观妇女保健一类活动，一刻不停歇，似乎比年轻人都要忙。

有一次，她去参加全国妇幼儿童营养健康会议，回来的时候，还特地带些礼品给我们，说这些礼品叫我拿去，去分给服务员们，她对我们这些接待人员，仿佛就是她家人似的，令人感动。

2000年9月的一天，她来上海，就下榻在东湖宾馆，这天上午10点，她从电梯上下来，正在准备外出，我送她走出了二号楼的大门，正在院子里等车子的时候，她正好听到有服务员在说，老乔的儿子，今天在东湖宾馆办婚事了。

她就问到我，听说今天是老乔的孩子结婚日子，是不是？

我说是的。“哦”，

她说：“是乔老爷的儿子结婚了，日子这么快，几年前见到，他小孩还在读书呢？她自言自语道。说着马上又回到房间，从小拎包里拿出来了钱，一看正好是500元，就说，“小邱，这里是500元”，示意叫我找个红包，放进去，我点点头，接着她就说：“你给我去送给乔老爷这个红包，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他们婚礼了，祝贺，祝贺他们了，问乔老爷好。”

我和乔老爷夫妇的合影。

人们要问，乔老爷何许人也，国家主席夫人林佳楣要给他送红包？这里我插叙下，乔老爷是一位上海市委接待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姓乔名传国，是上海市委接待办——东湖集团中宾接待处的“老法师”。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在市委接待处参加了接待与保卫工作，1984年以后，成立了东湖集团，担任了集团的保卫处处长，曾经多次参与接待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等重要客人的任务、活动，接待经验丰富。

有一次，在接待国家主席李先念的过程中，时间比较长，乔传国体贴入微，考虑得很周到，忙里忙外，得到李先念主席的表扬。李先念曾经开玩笑地叫过他“乔老爷”。从此，“乔老爷”的大名，从上海传到北京，而从外省市来的客人来上海，也就叫他乔老爷，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久而久之，人们也忘记了他的名字，只是知道上海（上海市委接待办）东湖集团有一个叫乔老爷的，而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乔传国，就是下面这么一位平常、普通的接待的工作人员，林佳楣记住了，还把乔老爷他的家事挂在心上。

她很尊重人，很念旧和记情，心里记住有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名叫乔老爷的，甚至在他的孩子结婚，就像她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一样，还送了一个结婚贺喜的红包。

打这以后，林佳楣也多次来宾馆小憩，一次，她和原江西省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一起来，下榻在东湖宾馆二号楼，她和水静亲如姐妹，我在水静写的《特殊的交往》一书之中，看到她们林佳楣、余叔、水静是“三姊妹”。

我和水静（右），林阿姨合影。

每次中央开会，只要有夫人们参加，都会有她们的身影，林佳楣比水静大5岁，所以，她叫水静“小妹妹”，还有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她比林佳楣小，比水静大，算是老二吧，她们“三姊妹”年纪相仿，无话不谈。

一次，我问起她们，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和毛主席在一起游泳之事，林佳楣指着水静说：“侬去问伊？”水静说：“我是东道主，年纪轻，胆子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不仅和毛主席一起游泳，甚至还叫毛主席和孩子们一起游，拍照片留念。毛主席见到“三姊妹”形影不离，还风趣地开玩笑地对我们三人说：“因为你是水（指水静），你是鱼（指余叔），林佳楣是两个林，是树，离开了水就会枯黄，所以嘛，你们就分不开了。”

2008年，林佳楣又来宾馆小住，几年时间不见，我感觉她一下子老了许多，精神明显地不如以前了，她的白头发增加了，背也有点驼了，没有原来的“精气神”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问她说，林阿姨，身体好吗？她说，身体倒是蛮好的，但是人老了，一天天不行了。她依然是笑呵呵的，还问起乔老爷，抱孙子了没有？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夫人林佳楣，送红包的这件小事，虽然已经20多年过去了，但我有时总感觉到好像在眼前，才刚刚发生似的。

这500元的人民币，也不是什么大数额，可体现了林佳楣的平民情怀、平等意识，看出了林佳楣的为人处事，对人民大众、老百姓的一片深情，表现出对工作人员的尊重、谦和、平等的待人之道，令人敬佩。

写到这里，我耳边响起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声来。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来自老百姓，只是有了这样的情感，才会对服务人员、平民百姓有那种深深的爱和情义啊！

上海东湖宾馆穿越百年风华的奢华别墅2023-05-0603:01发布于北京市搜狐网

上海，从岁月峥嵘中走来，自带历史的厚重，又承载一个世纪的声色光影。这座魔都，多元的海派风情下，丰厚的人文底蕴和现代气息结合，每条街道都承载历史，每个建筑都有它的故事。

在东湖路70号，有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花园住宅，当年耗资三十余万美元建成，自带尊贵与奢华的独特气场。曾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新公馆，民国时期作为美国新闻处和美国领事馆，解放后成为华东招待所和上海招待所。它就是神秘的国宾馆——上海东湖宾馆。

这座雕梁画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身处繁华闹市之中，却封存着人文韵致。2016年酒店斥巨资进行翻新装修，既保留了历史风雅，也让建筑重获新生。入住其中，仿佛在中国近代史中穿越了一次。

上海东湖宾馆，自带一个大花园，30%绿化率，四季绿植葱郁繁花盛开。春赏樱花、夏看石榴花，秋冬香樟依旧绿。欧式喷泉、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萦绕其中，宛如一座瑰丽的法式梦幻花园。

正是因为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国内外无数名流政要都曾来此下榻，更是上海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

如今的东湖路，现代与历史荟萃交融，创意店铺、网红打卡点云集，老建筑、洋房、梧桐树错落，闹中取静，自有矜持优雅的海派腔调。酒店坐落于东湖路中段、淮海路商圈内，从酒店出发，步行可达潮牌云集的新乐路，毗邻淮海中路商业街，感受张爱玲笔下的繁华。

上海东湖宾馆，身披荣耀，一路从历史中走来。接待过无数身份贵重的宾朋，除了亮眼的地理位置和花园般的住宿环境，这里的菜肴也让人唇齿流连。菜肴皆由国宴级厨师掌勺，精选原料，用材考究，出品令人瞩目。高人气「东湖厅」精研传统本帮菜肴，地道的海派口味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上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息，品味地道的海派美食，享受奢华的住宿体验。上海东湖宾馆，带你穿越百年风华，体验上海滩的奢华与风情。

上海东湖宾馆穿越百年风华的奢华之旅2023-05-0603:01发布于北京市搜狐网

上海，这座充满历史底蕴与现代气息的魔都，每条街道都承载历史，每个建筑都有它的故事。在东湖路70号，有一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花园住宅，曾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新公馆，如今已变身成为上海东湖宾馆，继续诉说着它的故事。

这座雕梁画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身处繁华闹市之中，却封存着人文韵致。2016年酒店斥巨资进行翻新装修，既保留了历史风雅，也让建筑重获新生。入住其中，仿佛在中国近代史中穿越了一次。

上海东湖宾馆，自带一个大花园，30%绿化率，四季绿植葱郁繁花盛开。欧式喷泉、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萦绕其中，宛如一座瑰丽的法式梦幻花园。正是因为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国内外无数名流政要都曾来此下榻，更是上海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

身处都市繁华，坐拥海派风情，酒店坐落于东湖路中段、淮海路商圈内，从酒店出发，步行可达潮牌云集的新乐路，毗邻淮海中路商业街，感受张爱玲笔下的繁华。坐拥时尚娱乐地标环贸IAPM商场、静安寺、新天地和衡山路，一路打卡新老网红点，逛吃拍照两不误。

国宾馆硬核出品，食住行样样精品，上海东湖宾馆接待过无数身份贵重的宾朋。菜肴皆由国宴级厨师掌勺，精选原料，用材考究，出品令人瞩目。高人气「东湖厅」精研传统本帮菜肴，地道的海派口味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上海的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体验一场穿越百年风华的奢华之旅。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五|接待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往事2023-03-3020:55上海新华路时光原创·邱根发

2000年作者邱根发（右）与张闻天夫人刘英在东湖宾馆合影。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四写好了，今天是之五了。有朋友对我说，2015年《上海滩》杂志第一期上，刊登过你写的《我所接待过的几位革命老大姐》的文章，以及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转载刊登了此文，社会反响不错，你的“东湖宾馆故事多”，就写这些革命老太太的日常生活小事和她们待人处事的点点滴滴，一定会受欢迎、很有教育意义的。

是啊，这些革命老前辈们的高风亮节，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平民意识，没有架子，时时刻刻都在感动和激励着人们，引起人们共鸣，令人敬佩。

今天“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五，就讲述接待张闻天同志夫人、老革命刘英老太太的故事。

2000年8月，在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之际，他的夫人刘英老太太特地到上海来，向张闻天故居捐献张闻天生前的物品，并出席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刘英是长征老干部，在东湖宾馆小住期间，虽然只是逗留一周的时间，但是每次外出活动回来，都兴致勃勃，将一天的所见所闻讲给我听，把我当作她的后辈，没有一点敷衍我们，并嘱咐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她听说我对革命历史蛮感兴趣，就在空闲的时间里找我聊天，聊当年的革命历史，我主要是听她讲故事，尤其是她讲到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是怎样支持毛主席、确立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真实经历。

她还给我讲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一次长途跋涉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主席在一个叫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了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庙里油灯亮到通宵。

遵义会议时期的张闻天。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的发言，对确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张闻天是“三人集团”之一，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言行，举足轻重。

毛主席曾经说，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就开不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该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它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刘英老太太对此更是充满了激情，她每次说到这里，就特别激动。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处在困境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不统一。

刘英老太太接着讲了当年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对形势和战局的分析、建议，又怎样全力支持毛主席的每一个故事细节，看我还不时问她当时开会的情况以及提了一些问题时，老太太非常认真地回答说，在会上，由于张闻天是“负总责”，所以，他讲的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老太太讲到这段历史，如数家珍，一板一眼，说起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仿佛置身于现场之中。

1935年冬，张闻天同刘英在瓦窑堡结为终身伴侣。这是他们后来在延安的合影。张闻天同刘英在瓦窑堡结婚后的住所。

这天，刘英老太太很开心，还说到她和张闻天1935年11月份在瓦窑堡结婚时，当天毛主席还专门来“闹洞房”的故事，毛主席要张闻天请客，讨喜糖吃，并且开玩笑地说：“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作数。”说到这里，刘英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光，回到了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

张闻天同志的故居坐落在上海浦东新区原南汇县祝桥镇邓三村，我对张闻天一直怀以敬仰之情，他的故居我曾去过多次，每去一次，深受教育，为上出了这样一位我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党的总书记而感到自豪、光荣。

有时，我去浦东机场接送人，只要我有时间，就会顺便再去看看张闻天故居。每看一次，深怀敬意，意犹未尽。

我退休后，有一次，我一大早出门，特地到张闻天故居去，来回路上几乎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去参观张闻天故居，使我从中感受一种革命精神和斗志，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力量。

张闻天故居只是一层楼，很简陋，这是典型、普通、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一正二厢房砖木结构的民居，坐北朝南，青砖小道，竹篱笆围绕。我每次去参观后，就很感动，遥想当年张闻天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少年时光，回望他在这里生活、读书的日子，直到他17岁那年，才离开家乡的故居，去南京读书，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之路。

在和刘英老太太聊天时候，我也谈到对张闻天故居的点点滴滴一些回忆，特别是布置得简朴，当时的卧室里摆设的床铺、家具等，还陈列了些当时的农具等，刘英老太太听了很高兴，她接着就兴致勃勃和我谈起张闻天的革命经历。

张闻天同志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不久，就任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进入苏区，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红军长征中，支持毛主席，扭转“左”倾军事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为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起到关键作用，作出重要贡献，被毛主席称为“不争权”的“开明君主”；1935年2月，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在刘英的讲述中，我获益匪浅。我说道，张闻天才华横溢，年轻时就曾经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我看过张闻天早期文学作品，写得非常好，只是以后因革命事业繁忙，没有那些闲情逸致来创作文学作品了。张闻天在文学、政论，还有经济类文章，都写得很好，有见解，立意高。

我还和刘英说道，张闻天出生在上海，从小就刻苦读书，是典型的读书人，有着江南人特有气质，书生意气，谦谦君子，脾气温和，没有“小圈子”，怪不得毛主席称他为“开明君主”。刘英老太太不时地点点头。

其间，我问刘英老太太：张闻天是不是因为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而得罪了毛主席？刘英沉默不语。她只是说道，张闻天在每个重要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讲到此时，这位革命老太太神情严肃，一语不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刘英老太太临走时，在离开宾馆那一刻，仍依依不舍，她还把参加张闻天纪念馆活动的纪念品和《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首日封，亲自签名送给我留念。

刘英将“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首日封签名赠送作者留念。

大概老太太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她还叮嘱我，明年这个时候，去张闻天故居时，代她送一束花，献给张闻天，她话语有点哽咽了。

我遵嘱，第二年，我又去张闻天故居，我认认真真又仔细参观着每一间小屋子，心中无限感慨：80多年前，这个从上海、从东海之滨，从这个小屋走出去的青年才俊，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他早就把自己一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了，这个胸怀革命理想，拥有远大抱负的张闻天，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不怕杀头，不怕掉脑袋，去干着这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去探索真理、领导、解放灾难深重中国人民，虽然历经磨难，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他用他的行动，把一切献给了伟大党，伟大的祖国，他勇于、善于奋斗的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以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而名垂青史。

一年以后，在2002年8月，刘英老太太过世了，我在新闻、报纸上得知消息，噩耗传来，无限悲感。

今天我再看到这纪念品、刘英签名的首日封时，想到这位革命老太太的谆谆告诫，她讲的这一番话，对她更加崇敬，她性格开朗，尽管他们夫妇一生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她没有一丝抱怨、遗憾，坦然面对，不动摇革命信念，仍然为党、为人民，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像普通老百姓，依然是那么简朴，那么和气。

刘英老太太她生前曾任中央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太太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小孩要求很严格，几乎到了苛刻地步。

据我所知，张闻天、刘英夫妇有一个女儿，一直在乡下务农，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把孩子接到身边住。她还有个儿子叫张虹生，只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根据规定，可以把他调到北京工作，以便照顾老人。

刘英坚决不同意，并写信给匡亚明，要他严格教育她儿子，不能让他在采购等与经济有关工作岗位上。就在图书馆这样“清水衙门”的岗位上，她儿子张虹生工作了一辈子，没有沾上父母一点光，直到退休，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刘英的一些亲戚，来宾馆看她，穿着都很朴素，“土”得很，对我们宾馆工作人员也很客气，一看就知道是没有“花头”、没有“腔调”的平民百姓。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已经准备好饭菜了，顺便请他们吃个客饭再回去，甚至按照规定付款也无妨，但刘英老太太坚决不同意，说影响不好，他们悻悻而去，我看着离去的背影，五味杂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味儿。

写到这里，我对刘英老太太敬意油然而生，那时，我感觉她对子女、亲戚好像过分了，今天我感到，她正是为捍卫毛主席和她丈夫等革命先烈打下的红色江山做出表率，是为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保驾护航、在维护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啊！

她的话语仿佛又在我耳旁响起，“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简单的话语，正是刘英老太太对我们后代的殷切期望，也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五，就写到这里，假若我还有什么话，那就是对刘英老太太怀有深深的敬意，在刹那瞬间，肃然起敬。

附录：张闻天刘英夫妇对子女的严格要求

解放后张闻天和刘英的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资料整理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等相关报道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四|我听水静同志讲故事2023-03-2320:48上海新华路时光原创·邱根发

1929年4月，水静出生。1944年9月，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到东北，分在辽东军区4分区。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冬，随42军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南下江西，在江西军区后勤部任指导员，1952年，转业到江西省政府工作，后来与杨尚奎结婚，当杨尚奎书记的机要秘书，2021年4月14日，水静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享年92岁。

水静出版过一本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夫人交往的书，这本书叫《特殊的交往》。这本书除了感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和难得一见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看见了水静聪明、活跃、机灵，善于应对各种场面，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每人干了一瓶茅台、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

今年四月，是水静同志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子，我桌子上放了水静同志的丈夫、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画册，以及水静同志寄给我的她写的《特殊的交往》，这是同书名的两本书，一本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中的内容一样，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版本而已。今天的“东湖宾馆故事多”所写的，就是我和水静同志的特殊交往，题目就叫《我听水静同志讲故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非常喜欢看《作家文摘》周刊的报纸，这上面大多刊登的是党史、人物传记和革命回忆录，我爱不释手，几乎每期必看。

有一次，我看到了在1993年第13期的《作家文摘》上发表的回忆李先念的文章，题目是《李先念的大将风度与侠骨柔情》，文章上面还附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李先念生前最喜欢自己青年时期的标准照，另一张是我们集团总经理葛非在西郊宾馆陪同李先念散步的场景。照片下面写道：“1988年6月26日，林佳楣和水静飞往广州时，李先念在西郊宾馆为她们送行”。

我感到特别新奇和珍贵，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我们集团领导葛非和国家主席散步的照片，他们散步时，面带微笑，氛围轻松，悠然愉悦。所以，看完文章后，我就小心翼翼把这张报纸收藏起来，在报纸右下角，我还看到文章的作者是水静，从此也记住了水静的名字。

我和水静的相识，是从这张报纸上认识她开始的。但是，命运就是这么恩惠于我。那时，我在1999年12月到东湖宾馆工作后不久的第二年的夏日，就见到了水静本人，她虽然年过古稀之年，但是精神状态依然很好，她穿着短袖淡花衫，根本看不出这个年纪的人了，以致作家赵丽宏来宾馆，一见到她，就说她有气质。

那一次，她正好到东湖宾馆小住，从第一次接待她开始，我们就结下了友谊，成了忘年交。从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联系。

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她很热情，很会说话，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我和她说，我在《作家文摘》上看到你回忆李先念主席的文章，还有葛非和李先念散步的照片。

她很高兴，说她和葛非多次接触，葛非是安徽无为人，我也是无为人，我们是同乡人。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葛非。我说葛非平时严于律己，关心老百姓，虽然离休多年，但是，在集团上下，至今威信仍然非常高。她说，她也听说了，并说道：“我这个老乡，你若见到他，替我这个小老乡问问他好”。葛非比水静大三岁，所以她称自己是小老乡。

就是这一次的接待、交谈，她对我印象蛮好。回到了江西，她马上就把她写的回忆录《特殊的交往》寄给我，这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把这本书一口气看完，其中一个个精彩感人的小故事，弥足珍贵，至今记忆犹新。

以后，她每一次到了上海，只要她有时间，我也有空，和她见面，就是和她聊天，听她回忆往事、讲叙故事，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只要时间允许，她会讲很多故事给我听。

1961年，杨尚奎与水静在庐山合影。

尤其是她讲到，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开会前夕，要找贺子珍，讲叙她文章中《陪贺子珍上庐山》的情节，她见到我，就和我说到这件事情。虽然，她已说了好几次了，但我每次听她讲到贺子珍的这些往事时，我印象就特别深刻。

说到贺子珍，她有时眼眶里会流出眼泪，她对贺子珍的境遇特别关切、同情。她说，贺子珍的一生虽然充满传奇，但是，从一个女人角度来讲，她活得很痛苦，经常发病，有时候，会几天不吃饭。

那是1959年的7月7日这天，水静的丈夫杨尚奎悄悄地对她说，要她和朱旦华，到南昌把贺子珍接到庐山来，说毛主席要见她。

水静旧照；朱丹华旧照。

这在当时来讲，是绝对保密的，如果风声走漏，那要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让江青知道了，更会弄出什么麻烦来，使得毛主席难堪，而水静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毛主席叫水静和朱旦华去接贺子珍是有所考虑的，因为朱丹华原来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后来她改嫁给了方志纯），和贺子珍是妯娌，而水静年轻，聪明灵活，能办事情，这样的配合去办，能万无一失。

虽然这次把贺子珍找了过来，毛主席也见到了贺子珍，但是由于贺子珍见到毛主席，只是哭，百感交集，激动得一句话也没有说，毛主席看到她哭得这么伤心，也六神无主，悻悻而去，话都没有说几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庐山相见分别后，毛主席和贺子珍，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她还告诉我，她叫毛主席为江西省理论杂志题词《跃进》、毛主席写给她的信的往事。她说，当年江西省委宣传部要办一本理论刊物，此时，中央正好在庐山开会，所以想请毛主席为理论刊物题个刊名，江西省委就把这个任务交到她身上。

她说，她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不但为她题写了《跃进》两字，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是这样说的：“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她说，毛主席非常谦虚，用了“遵嘱”、“可用否”这样的词，她诚惶诚恐。

李敏（左）、孔令华（右）与毛主席合影。

有一次，我问她，水静阿姨，你怎么还敢和毛主席辩论？她说，那时候，我年轻，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缘由是毛主席看到她水静的名字，就说道：“水是动的，不是静的”，说是违反辩证法以及她和毛主席的“争辩”的往事，她说毛主席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谈笑风生，她对毛主席从“怕”，到敢于“顶撞”的往事，她说她用毛主席的《矛盾论》来“反驳”毛主席的说法，引起了毛主席和大家都笑了起来。

2005年的一次，我们谈到江西省省委书记，从上海调过去的孟建柱，这样，我们就顺便还谈到了江西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历任的省委书记、省长的名字，我对答如流，如陈正人、方志纯、邵式平等，当然也谈到她丈夫杨尚奎，她颇为惊奇，大概她感觉我对党史蛮熟悉的，基本上能和她对上话，她似乎感到找到了知音，有不少共同语言，回忆那峥嵘岁月，有说不完的话。

她一回到江西，就又寄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奎》的画册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特殊的交往》回忆录，《杨尚奎》的画册展现了杨尚奎他革命的传奇一生，《特殊的交往》只是再版。

我特别难忘的，是有一次她来宾馆小憩，她入住不久，没有见到我，就问起其他人，说我不在宾馆，去新华路街道了，正在为房产开发项目的事情而奔波、操心。

她为此特地打电话给我，叫我回来找她，原来她有些江西的特产给我，她在电话中说道：“邱总，我这次给你带了些江西特产”。那一次，我特别感动，她虽然是“官太太”，也算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平易近人，这么在乎我这么一个“小八腊子”，我想大概我们有着共同语言吧。

我们在聊天时候，谈到一些革命前辈，不论聊到原来华东局的书记，还是聊到江西省的领导，我都能和她对上话。当聊到她写的书中的人物故事的情节时候，她高兴极了，聊天的兴致更浓了，她说，她没有见到有人像我这么认真看这本书，所以，她每次来都要和我聊聊这些往事，算是找到了知音。

如她在书中写到的《叶飞“草船借箭”》《永远奔驰着的魏文伯》等篇章，我特别有亲切感，我和她聊得特别随便，也算是谈古论今。因为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郊宾馆“怪楼”接待过叶飞等革命前辈，当我和她说起叶飞他怎样关心员工的住房，以及魏文伯写给我一首诗的往事时，她叫我把这些文章写出来，教育后人，所以在这以后，我也写了回忆叶飞、魏文伯、汪道涵等人的文章。

退休后，我把这些文章整理发表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2015年，我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的《紫竹楼见证好作风》的文章，第二年，还获得上海新闻奖。应该讲，我的这些成绩，和她这本书的影响以及她的鼓励，自然是分不开的。

她在和我聊天、讲故事时，她经常会说到余叔，我开始不知道余叔是谁，感觉她和余叔关系很好。有一次，她又谈到余叔，我问她后，后来又看了她的回忆录，才知道，林佳楣、余叔、水静是有深厚革命情谊、很要好的“三姊妹”，余叔是曾希圣同志的夫人，曾希圣原来是新四军七师政委，周总理称赞他是我党情报历史上“创业之人”，我曾经亦听葛非谈起曾希圣。

葛非原来是新四军七师的机要员，是曾希圣的部下。水静她每次见到我，都说，她和葛非是同乡，叫我代她问好；2001年，此时的葛非已患重病了，手术以后，还蛮好的，不久病情就恶化，在2003年，葛非过世，享年77岁，水静说，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

2001年9月，她和李先念夫人林佳楣一起小住在二号楼，这天在二楼的中间平台上，她又谈起她从1954年在上海陪同丈夫看病第一次看到贺子珍的情形，1958年住到江西南昌后，水静经常去看望贺子珍，到1959年，当时贺子珍到庐山，见到毛主席后，只是哭，假如当时她冷静些，把自己想法和毛主席说起什么，可能以后的结果不是这样。

李敏和晚年的贺子珍。

她说贺子珍也很可怜，那天晚上，吃了安眠药，还睡不着，我感觉水静对贺子珍是很有感情的，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逝世，从1959年，庐山分别后，贺子珍没有再见到过毛主席。水静说到这里，她非常悲伤。

一瞬间，水静同志逝世两周年了，我这篇“东湖宾馆故事多”之四，听水静同志讲故事，就写到这里。此刻，我仿佛还在听她讲故事，她那带有无为口音的普通话，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在她逝世两周年之际，我谨以这篇小文，表达对她的深深敬意和怀念之情。

杨尚奎（1905年-1986年7月7日），曾用名杨上魁、老穆，兴国江背镇人。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区时历任乡支书，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红军长征后，奉命坚持游击战争，系著名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政协主席，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州军区第三政委、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他是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和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水静寄给我的的书并在扉页题词。水静寄给我她写的书，《特殊的交往》。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三|“管鲍之交”——忆徐青、罗世谦和沈红光同志二三事2023-03-1813:12上海新华路时光原创·邱根发

我把“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二，写好发表后，朋友对我说，这二篇文章写得倒蛮接地气的，有点看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文章发出后，在电话、微信中，各种信息、评语不少。朋友说，你可以再写之三、之四⋯⋯我想，他们的话也蛮有道理的，这样，我就可以轻松些，每天写一些，经年累月，积少成多，没有什么时间要求，写不出，就不去写，想到一点，就写一点，写些正能量、有趣味的故事，可以“笃悠悠”地继续写下去，也不吃力。

今天，我就写“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三，题目是，“管鲍之交”，这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一记徐青同志、罗世谦同志和沈红光同志。

从2003年的“非典”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回想起，和原中纪委副书记徐青同志相处的日子，那时，他因有事，所以，他逗留在上海近半年的时间里，就在东湖宾馆小住。在这段时间中，我和他几乎天天见面，这一段相处的日子里，我难以忘怀，终生受益。

徐青（1926年7月-2019年5月10日）；罗世谦(1943年3月-2020年9月23日)

徐青同志在宾馆期间，由市委罗世谦和沈红光同志负责联络，接待他。那时“非典”肆虐，在这特殊的时期，罗世谦和沈红光虽然工作都很忙，但是还是抽时间来看望徐青同志——这位年轻时在交通大学读书，参加革命，从上海走出去的好领导。

罗世谦当时任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沈红光当时任市委副秘书长，不久就担任了常委、市委统战部长，他们总是隔三差五来看望徐青同志，有时，他们一起来去看望徐青；有时，他们各自分别来。

他们来到宾馆时候，常常是在大堂里站着，等着徐青，甚至有时候干脆不进大门，站在门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般不来打扰、麻烦我们。

有时，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有时，就是坐在大堂酒吧，和徐青见面，说着什么事情，时间不长，事情说好，就离开了；有时，他们坐下来在谈话时，我们倒茶上去，他们谢绝了，连一杯茶都不喝，甚至，连白开水都不喝，说不要麻烦。作为我来讲，接待他们，亲历这些高级领导人的高风亮节，他们谦和待人的之道，让我获益匪浅。

有一次，罗世谦来到宾馆大堂，大概时间还早，他见到我，先寒暄一下，大概他看我有点奇怪，好像在问，你们这么忙，怎么经常过来？

罗世谦接着就告诉我说，徐青同志是上海人民的恩人啊！他在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时候，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建设贡献很大，许多紧俏物资、商品，他都优先调拨给上海。那时，有“保上海，就是保全局”的说法。言下之意，要我们接待好徐青同志。

我想，感恩，报恩，是美德，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说，罗书记，我们知道了，徐青同志一般不麻烦我们，吃饭、用车等都简单，有几次，他还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到职工食堂去早餐，吃着稀饭、泡饭、馒头等，随和，随便；有时，他要外出，宾馆车子已经等着了，他连连说不麻烦我们，自己解决，等等。罗世谦听了，很有感触地说道，徐青同志是一贯如此，严于律己，很注意。总之，叫我们尽力照顾好徐青同志。

徐青不麻烦我们，罗世谦也不麻烦我们，沈红光也不麻烦我们。有一次，罗世谦他和徐青谈好事情，就离开了宾馆，有时，时间还早，罗世谦他连车都不用，也不要我们单位的车，他自己就是步行回机关的，我曾经陪他走过，他只允许我步行到延庆路的华亭路口，走到这里，他就叫我停住了，不要再走了，并叫我马上回去，说不要影响我工作。

我这才注意到，他穿的是过了时的，洗了发白老式球鞋，穿的衣服是已经旧的蓝色夹克衫。我看着他消失背影，十分感慨，回想起刚才这一路上和他聊聊，就这么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弥足珍贵。听他讲讲工作中要注意的地方，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等，谆谆告诫，一辈子难忘。

沈红光也是这样，有时候，他来去我们都不知道，直奔徐青房间，事情谈好，又悄悄地走了。有一次，他要去机场接客人，时间紧张，来不及吃饭了，就叫我去食堂关照一下。我说去餐厅安排、准备一下，他连连摇手，说不需要了，职工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记得就是一碗咸菜肉丝汤面，就可以打发他的晚饭了。

沈红光（1950年11月生-)

还有一次沈红光来，他个子瘦长，带着眼镜，谦和，文静，没有架子，见到我们很客气，说着一口标准上海话，我还陪着他上电梯，到徐青房间，他问我，宾馆在“非典”时期，经营情况怎样了？员工待遇要保证好。

接着，叫我们好好照顾徐青，我点点头，我看他头发蛮长了，忙得没有时间去理，我说：“沈部长，侬头发蛮长了，顺便要不要去理一下头发？”他说，不麻烦了，说最近事情多；他马上还要去开会，会见香港爱国同胞等，为上海引外资，献计献策，此时的沈红光已经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了，他的司机不是坐在小车上，就是在擦着小车，从不走开一步，随时待命。后来我知道，他已调到统战部了，工作非常繁忙，会议，会见，走访不断，还要接待港澳同胞，和他们沟通，广交朋友，到内地来投资等。

有一次，我看到徐青、罗世谦、沈红光三人在大堂酒吧，谈着什么，他们见到我了，叫我也坐下来，一起聊聊天，我问他们看看有什么需要宾馆办的事情？徐青连连摇手，说不需要。我叫服务员倒水，服务员说，问过了，他们叫我不要倒水，连一杯白开水也不喝，说不要麻烦我们。罗世谦说，这样反而随便、轻松、自在些。

徐青总是说，麻烦我们了，实际上，他没有麻烦我们什么，他每天上午，只要有空，总是在9点左右，来到大堂和我聊天，通报这天全国和上海的“非典”情况，还关心问我，宾馆经营好不好，员工收入怎么样，受到影响吗，员工的情绪、状态怎么样？等等，有时，他还照例在浏览当天报纸，了解国内外当天发生的大事。

作者（左）和罗世谦合影。

罗世谦轻车简从，曾经多次叫我们关心照顾徐青，实际上，是徐青他在关心照顾我们，以他的言行、人格魅力，来感召我们。

记得他还和我一起挤在职工食堂，拿着吃饭的不锈钢盘子，和我们上早班的员工一起挨秩序在狭长的走道上排着队，坐在简易的塑料圆板凳，在小饭桌上，吃着泡饭、酱瓜、馒头，这些都是上海老百姓的普通早餐，他哪里像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倒是像一位退休老教授，或者是邻居老大爷。

他和我一起，还到新华街道法华镇路上的《东湖名苑》去看望楼盘，了解情况，并叫我早点把投资收回，把项目结束了；他还到旁边走走，看看上海普通居民小区，体察民情。

徐青和我在回宾馆的路上，他给我讲述了，2002年5月，朱镕基同志参观了杭州的胡雪岩故居的故事，他兴致勃勃，娓娓道来。回到了宾馆，徐青一反常态，特地叫我坐在大堂的红木太师椅上，以前他从不坐这太师椅，而是在酒吧的小凳子上坐坐。

今天，他用心良苦，和我讲起朱镕基同志参观胡雪岩故居的经过，以及朱镕基参观后的题词，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这些红木家具也是珍贵文物，你们要好好保管好啊”！

他离开宾馆，回到北京后，还特意托人带来朱镕基题词的打印稿，上面写了“邱根发”我名字，可谓煞费苦心。朱镕基题词是“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制之，可不戒乎？”其中“可不戒乎”，正是谆谆告诫，警钟长鸣。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些党的好干部、好领导，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对这些好同志，人们会记住他们、缅怀他们，他们平易近人、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向前。虽然他们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但是，他们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些往事，一瞬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三位大干部的形象，和他们相处的那些场景，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徐青、罗世谦的音容笑貌，也常常出现在我脑海中，前不久，我碰到沈红光，彼此间都非常感慨，他说徐青子女看到我写他父亲的回忆文章，也非常感谢我，还把他们发来的微信，转发给我看。

我在想，为好人立传，这是应该的。当官的人就应该向他们这样，职务高，有水平，没有架子，简单，随和，大道至简，没有高人一等，人和人的交往，就更应该这么坦诚，尤其是当“官”的，应该向他们学习，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社会风清气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在东湖宾馆在接待他们期间，他们的言行举止，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都彰显出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平等待人，他们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为我们工作人员做出了榜样。

写到这里，我脑子里闪出春秋战国时期“管鲍之交”的掌故，而这真实的往事是我所经历的，他们没有前呼后拥，没有官架子，到宾馆连一杯茶水都没有喝，甚至连一杯白开水都没有让我们去倒，正是现代版的“管鲍之交”，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君子啊！

作者（右·）和罗世谦合影。

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二|拍摄电视连续剧《夏衍传》的往事2023-03-1400:37上海新华路时光原创·邱根发

复原的杜公馆会客厅

我写好了“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一，邂逅杜家子女故事文章后，现在，我就写”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二，这是因为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事的起因，虽然是为了拍摄电视剧《夏衍传》引起的，但这也是和杜公馆中的杜月笙本人有关系的。

那是在2000年6月的一天，集团领导打电话来找我，说是市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集团，说杭州电视台有关编剧人员，要写一本反映文坛巨匠，夏衍同志革命一生的剧本，为拍电视连续剧《夏衍传》做准备。

他们要到东湖宾馆，实地了解和拍摄当年杜月笙请杨度、夏衍、在杜公馆交谈的场景，叫我配合接待一下。

这天下午四点，杭州电视台的人员，风尘仆仆，赶到了宾馆。他们从车上下来，拿着拍摄的相机，兴冲冲地过来了，其中一位阚女士，大概是剧组负责人，精明能干，直奔主题，提出要在杜公馆原来某间客厅里，拍一下当年杜月笙和杨度、夏衍等人碰头，交谈的场景。

我听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后，就和他们说道：“这里虽然说是杜公馆，但实际上，杜月笙从来没有在这儿住过一天，因为，当时，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偷工减料，被拆穿后，就在杜公馆的花园里，靠近新乐路，东湖路口的三角亭子旁，上吊自杀了”，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前面拐弯角处的三角亭说道。

这件事情，对讲究风水，迷信的杜月笙来讲，觉的十分晦气，他从此以后，就没有来这里居住过。

而真正他居住过的地方，是在宁海西路182号上的杜公馆。

上海解放前黑社会帮会三巨头，从左至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在宁海西路上，上海旧社会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真正居住过的居住地，可惜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杜月笙、张啸林的故居，在上海建造延安高架，延中绿地时已经被拆了。黄金荣房子在龙门路上，后来归到龙山中学了。他们听了，似乎有些恍然大悟，长知识了。

杨度(1875-1931)；夏衍(1900年－1995)；章士钊(1881~1973)

其实，当年夏衍、杨度和杜月笙也不是在这里碰头的，而是在今天的宁海西路上的杜公馆里碰头的，因为杨度，那时，他已是杜月笙的幕僚，但已经是秘密加入中共了。

夏衍作为他的联络人，和杜月笙交往，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更好地为党工作。只是杜月笙当年住宁海西路房子，现在已经拆迁了。这很遗憾，东湖路隔壁的新乐路，当时叫亨利路，就是摩登，追求潮流的意思，也是达官贵人经常去的地方。我向他们回顾了东湖宾馆的历史。

东湖宾馆为什么叫杜公馆，那是在1937年，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给杜月笙包销航空奖券，这给杜月笙一次发财的机会，但杜月笙把这个发财机会，给了他的徒弟金廷荪，他徒弟赚了钱，为了报答杜月笙，就花了30万美金，投其所好，选了一块闹中取静的地方，在淮海路旁当时叫杜美路的地方，建造了这栋花园别墅，算是报恩，也是作为杜月笙50岁生日的寿礼。

哪知道，负责建造的包工头偷工减料，被拆穿，（1985年，这栋房子大修时候，发现夹层木料质量差，几乎烂坏，地下层也摇摇欲坠，木料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就在拐弯角的亭子旁自杀了，

杜月笙讲究风水，认为不吉利。虽然，公馆建造好了，但他从来没有过来住过，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栋房子送给了戴笠作为军统“上海办事处”，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了，他就把这房子，先是租了出去，以后作价45万美金卖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他怀揣这笔巨款，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落脚香港得以度过余生。

杜月笙做人是高明，有一套的。至今人们谈起他，津津乐道，是有原因的。尤其他对文人是重情重义的。

当时只要是文人有事情找他，他都会全力以赴去帮助。杜月笙敬重文人，广交文人朋友，因为他自己文化不高，附风雅，加上他知道文章是要留传下去的。所以，对文人有求，他必应。

如章士钊，虽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是曾风光无限，但民国政府改朝换代了，他到上海后，穷困潦倒，就干起律师的活儿，养家糊口，开始生意并不好，杜月笙放下架子，亲自去聘请他，作为自己的私人律师，并给予高薪，有了杜月笙的这块金字招牌，他生意如日中天，才得以走出困境。

还有北洋军阀时期的下台总统黎元洪，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无人过问，而杜月笙则毕恭毕敬，负驽前驱，热情招待，出手大方，为了感谢杜月笙，黎元洪特地叫秘书写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条幅给杜，称杜月笙为当今的“春申君”，杜月笙也沾沾自喜，其它什么，他都不在乎，只是在乎这幅字，他把这副条幅挂在门厅中央，自诩“春申君”。

再有杜月笙请失意文人做幕僚，出手大方，他的许多名言，坊间中，至今被人传诵着，可谓是口口相传，如“钱聚人散，钱散人聚”，“英雄不论出处”等，这些“落魄文人”，已经没有什么“花头”了，但是杜月笙却视作上宾。

这些文人还没有为他办什么事，他就又送房子，又送钱财。如“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原来是替人写条幅和卖字为生，做了杜月笙幕僚后，杜月笙每月开给他500大洋的车马费，还把自己在建国西路，瑞金二路口的一栋洋房，送给杨度一家人居住。

陈赓(1903-1961)；潘汉年(1906-1977)

杨度，这个晚清的“遗老遗少”，谁也没有想到，陈赓、潘汉年二位我党杰出的战士，传奇人物，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周总理亲自批准他为中共秘密党员，并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总理在1975年12月，临终前，特地说到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在得知这些情况后，浙江方面来人听了后，连连说好，并说：“以前，没有听说过。”我又说，包括陈赓大将，当年化名“王庸”，在总理的领导下，进入中央特科，策反国民党特派员，掌控着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情报，还周旋于黑道，包括和杜月笙之间，与“黑道人物”交朋友，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为党工作，每天早上出门，是提着脑袋，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安全回家。

浙江的朋友临走时，还把在宾馆大堂里的清代时期，珍贵的几个红木太师椅和墙上一幅程十发的《边寨欢庆》的国画用相机拍了下来。说道：“把这些拍下来，有些场景可以作为电视剧背景的”，还问我：“这些红木太师椅，杜月笙坐过吗”？

我开玩笑地说：“杜月笙是坐过的，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其它地方坐过，以后把这些杜月笙用过的家具，包括太师椅搬到这里来的，你们是内行，绝对识货的。

我还还开玩笑道：“这些好东西拍拍照片是可以的，东湖宾馆好东西多得很，只能看，是不能动的，我办公室几本书，倒是可以借给你们的”。

我把其中《杨度传》、《杨度外传》和《功臣与罪人——潘汉年的悲剧》，等几本书借给了他们，书中的有些内容，情节，在拍摄《夏衍传》时，是可以提供借鉴，参考的。

大约在3天以后，时任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文明办主任许德明打电话通知集团领导，叫我去衡山宾馆，说杭州电视台同志，明天就要回杭州了，为感谢我，还要请我吃饭，我和领导说，请转达他们，我饭不吃了。

晚上7点以后，我在单位匆匆吃好饭后，就去衡山宾馆了，在他们居住房间的小客厅里，我们见面了，我和他们说，你们不要客气，我单位有接待之事，因此就不过来吃饭了。

他们先把我前几天借的几本书还给了我，接着又说道，等电视剧拍好后，要把《夏衍传》的碟片送给我。我说，我也想看看这部电视剧，了解夏老的革命一生，你们杭州出了夏老，了不起啊，他在上海解放初期，就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不仅是大文学家，还是老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写的《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作品，影响很大，其中《包身工》编入中学课本，从小就对我们教育意义很大，其中对包身工“芦柴棒”的描写以及她的悲惨命运，印象深刻，成为经典。

由于摄制组使命在身，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在浦东浦西，跑了不少地方，收获不小，他们还告诉我说，昨天又到上海图书馆，在浩瀚的资料，报刊杂志中，查找到了不少有关夏衍的革命踪迹以及活动内容，这对他们写剧本，对今后拍摄《夏衍传》的电视剧，很有帮助，受益匪浅。

果然在几年以后，阚女士叫人送来了电视连续剧《夏衍传》的碟片给我，还叫我有空去杭州，旅游一下，走走，看看。我没有去杭州，但我看了《夏衍传》的电视剧后，深受教育。

今天我再看到这张碟片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杭州电视台同志为写《夏衍传》剧本付出的心血，劳动，他们为了拍摄好电视连续剧《夏衍传》，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我要感谢他们，拍了这么好的电视剧，留下了夏老珍贵的影像，赓续红色文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的传承。

今天我写了这些文字，再去看了看夏老的传奇革命一生，也更激起我对夏老，这位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坛巨匠的深深回忆，不由得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