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璀璨 文化光州

文：杨峰

春秋时期黄国以中原邦国自居，被兼并后又受楚文化之浸润，因此留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开放、包容的基因；从春申君移封江东到魏晋南北朝由北而南的战火以及从隋唐到宋、元、明、清，传承河洛文化的光州，又成为中华文明向南、向东南传播的中转站，保存、弘扬并光大了中华河洛文化。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处于中国地理的中心地带。光州城因此也有“河洛重镇，吴楚上游”之美誉。

光州人文繁盛，才子辈出。宋代苏轼叹言“光黄多异人”；元代大文豪马祖常也有“莫道楚乡风物陋，文章屈宋到如今”之赞；顺治《光州志·艺文考》记曰：“‘河洛’为图书之府，光黄为文献之区，哲人秀士，吐英华而操觚翰，称雄艺苑，如龙翔凤翥，遗芳誉于中土者，岂一人哉。”该《光州志》纂修孟俊在《潢水禊事》诗中也说：“潢水迢迢泗水风，于今文献鲁之东。”古人以经、史、子、集来论成就，因战火影响，十不存一之下，我们来盘点一下曾经的光州（以乾隆35年《光州志》记载为准。乾隆年之后基本未做收录）：

经之类，明有刘绘《易勺》《春秋管》；方日新《易说》《谈经录》；傅汕《易经纂注》；邱云程《诗经醒心编》《四书醒心编》；胡宾《四书说》；周谦《四书正训》；黄洧《五经正训》；喻时《正蒙抄》；清有刘嗣固《纂补易经大全》《纂补四书大全》；胡煦《易函》《韵书玉函》；黄永传《春秋要义》；高临《端蒙十六则》。

史之类，汉有郭宪《洞冥记》《拾遗记》；晋有胡冲《吴朝人士品秩状》《吴历》；宋有徐自明《浮光图志》；李棣《浮光图志》；褚孝锡《新浮光志》；元有马祖常《英宗实录》《列后金鉴》《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张铉《金陵新志》；明有刘黄裳《元符图》《东往杂记》《海上编》；陈璋《防倭录》；范变齐《南都记》；张辉《光州志》；葛臣《光州志略》；陈璋《光州志》；清有杨毂诒《醒心录》及顺治、康熙、乾隆27年、乾隆35年、光绪五个版本的《光州志》。

子之类，明有喻时《天人图考》；刘绘《通论》；周谦《信斯语录》《解言》；刘任《皓首编》；胡演《阵法渊源》《武备弋获》；明有万风《中阳子》；石连澄《中庸宗义》；清有胡奋捷《庭训录》；胡煦《农田要务》；高临《地理探源》。

集之类，晋有弋阳太守《夏侯淳集》；宋有光州刺史《盛度集》；元有马祖常《石田山房文集》；明有熊翀《正庵集》；喻时《吴皋文集》；刘绘《奏议》《嵩阳集》；李时春《绰然亭集》；陈璋《鶆鸠集》《星湖漫稿》《葆元堂初集》；熊镃《少台文集》；方日新《抱膝楼诗集》；罗宽《青白楼集》《响玉堂集》；许颍竹《素居集》《赡云堂集》；方应明《问心园集》；陈九鼎《对君轩集》《澄观斋偶牍》；岳仲明《遗安集》；李瀚《诺庵遗稿》；徐时《庵隐遗稿》；许念芳《蕉园集》；范变齐《古宋草》《西湖草》；李若星《奏议》；翟元鹤《酔禅居集》；周谦《洪崖居诗集》；黄洧《墨斋文集》；陈继铉《月波楼集》；王昈《冥鸿堂集》；张舜选《四柏亭集》；袁光浚《了闲集》；石连澄《梵语集》；清有陈棐《奏议》；胡延年《横槊余业》《缉园文集》；许熙载《晋处斋集》；周家定《江上集》《饱山楼稿》《啸吾庐稿》；朱世绣《适我集》；胡煦《葆朴堂文集》；许应明《仙潭集》；郑钦陛《寓惠全集》《古照堂集》《鉴显堂集》；郑鼎镇《大业堂稿》；杨名斐《劬荫堂集》；任焕《朴园稿》；周鹍《啸云吟》《蕉窗吟》。等等。

古有“天下文学半中州，中州文学半东南”之说。潢川为豫东南文化中心，历朝历代文人咸集，才子辈出，不乏鸿篇巨著。细究起来，潢川历史上，文化繁盛有几个高峰：

第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黄国出土很多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2019年余楼黄国墓地甚至还出土了车马器及车马坑，无不闪烁着黄国文化的智慧之光。有一个现象大家不知注意过没有，黄国有铭文的青铜器和铭文的字数明显多于周边各邦国出土的青铜器。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考古出土器物中的反映。这个时期，还奠定了我们文化的基因：楚国争霸中原，黄国借地域优势，与中原邦国修好并积极学习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与楚抗衡。黄地入楚后，数百年中又受到楚文化之浸润——这形成了黄国故地所在的豫东南独特的文化底蕴，那就是豫风楚韵、得南北文化之精髓的特征十分突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有北方的厚重，不失南方的轻巧，厚重而不笨倔，轻巧而不轻薄。到了战国末年，黄国故地出生的春申君更是勇毅睿智，文采飞扬，一纸《上秦昭王书》便退强秦百万雄师，为后世留下千古佳话。

第二个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可知道他们的聚会场地之一就是我们的弋阳城。七贤之一的嵇康因为与司马朝廷不合作被杀，山涛、王戎等照顾了嵇康之子嵇绍，使这个孤弱的孩子不是无依无靠（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嵇绍（253—304年）成年后，听从了山涛的教诲入仕，元康初为给事黄门侍郎，封弋阳子，迁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出于对晚辈的照顾，加之弋阳城也是七贤家居之地的中心（稽康与刘伶是安徽人，山涛和向秀是河南武陟人，阮籍与侄子阮咸是河南开封人，王戎是山东临沂人），是南北、东西交通枢纽，七贤就经常聚会在弋阳。陪伴着嵇绍、又迷恋于弋阳七里香酒的刘伶，甚至到了晚年也没有离开，直至埋骨淮河南岸。顺治《光州志·丘墓》云：“晋刘伶墓，在州北三十里，冢以铁为砖。”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竹林七贤”揽月入怀与山灵为伴，把老庄思想付诸于实践，大写了壮丽的人生。他们不仅在哲学、文学中留下深刻印记，而且以图像形式广泛留存于中国美术史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潇洒飘逸的精神气度和旷达超迈的人格品质，成为魏晋风骨的代表，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自由、真实自我的追求以及对虚伪礼法的反抗。‌

第三个是唐宋时期。当时光州是炙手可热的中心城市，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纷纷将自己的子孙安插到这里做官锻炼。因为太平，治理模范距京畿不远；因为富庶，依山傍水鱼米之乡；因为便捷，联结的是大一统的权利中心与富庶江南。当时的光州城，河上点点白帆渔舟唱晚，两岸亭台楼阁商贾云集，不仅走出中兴帝王宣宗李忱，让大唐展现了最后一抹辉煌；而且创造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宋神宗赵顼与朝中几位名传千古的大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乃至皇后向氏之父，都有着共同的光州渊源。

也正是在大唐，因奉诏靖边和举义，从这里出发的陈元光及王潮领导的两次武装移民，奠定了光州作为闽台祖地的地位。及至宋、元、明、清，每逢战乱，这里士民仍南向迁徙，为中华河洛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陈元光之子陈珦更是创办了中国最早官办的书院——松洲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个是明代。明朝定鼎，光州经济繁荣、人文发达，一度被划入中都府。明光州籍的进士目前所知就有46人，可谓众星云集。刘氏四代人三进士三举人：刘进（举人）、刘廷瓒（进士）、刘廷玺（举人）、刘绘（进士、河南解元）、刘黄裳（进士）、刘黄鼎（举人）。“秋湖放舸怀千古，艺苑论文尽一卮”，刘绘在光州北城廓田低洼区蓄水造园，名玄湖，并在此设坛讲学，著书立说，把光州文化推向高峰。类似的还有曹氏父子进士：曹翼、曹恂；郝氏父子进士：郝璜、郝冕；熊氏曾祖孙进士：熊翀、熊镃；郑氏父子三进士：郑选、郑坤、郑观；汪氏父子进士：汪治、汪若霖；黄氏兄弟进士：黄衮、黄絅等等。

苏州府人，明嘉靖九年（1530年）任光州知州的王三锡，一有空闲就爱到学宫为光州儒生讲说经书义理，选择才学出众的儒生亲自教授、资助。在嘉靖十年河南乡试中，深得王三锡知州喜爱的光州儒生刘绘、李时春、喻时、胡宾、周相五人同登乡试榜，分别为第一名、第四名、第六名、第十一名、第五十一名。等到广东来的欧大任为光州学正时（1570-1573年之间），刘绘、喻时、胡宾已闻名一时，被称为“浮光三先生”。《光州志》亦记载，明末爱国人物、常州府武进县人吴钟峦以明经出任光州教谕，“日与多士讲课，刻有《浮光近艺》一编”。从宋代盛度《弋阳十咏》到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河南总志》中的“光州八景”，从明代温纯的《浮光八咏》到王士崧的《浮光十景》，再到清代何兆渤、吴玉纶的《光州十景》，多出的两个景致“萧王故庙”“文笔层峦”都和“明万历初（万历二年，即1574年），以举人授光州守”的陈元光36世孙陈烨有关。遥想万历年间的光州，那是一个文化繁盛、意气飞扬的时代。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也是“光州十景”最终定型的时期。

何兆渤《光州十景》拓片

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可谓影响深远。而光州与东林党渊源颇深。“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顾允成因忤旨被贬为光州判官，八君子中的薛敷教亦曾任光州学正。而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老师陈以忠亦曾任职光州知州。

第五个是清末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末民初的光州城格外繁荣，南湖周边的五教共睦景象，也成为我们独有的文化符号，彰显了光州文化中包容的胸襟与开放的传统。

“世居光州南城”的李嘉乐，清末历官至江苏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他仅在光绪十年（1884年）刻本《仿潜斋诗钞》中就存诗1560首，更不要说后来还有《诗梦钟声录》等存世。咸丰六年（1856年）李嘉乐于京师组织诗钟会，光绪十一年（1885年）调江苏按察使任上，又在苏州与潘祖同等九人组织修梅社作诗钟，并结集《诗梦钟声录》。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任靖边知县的光州人王沛棻以一篇《七笔勾》成为见证陕北发展的“反面”注脚而流传于世。

清末民初光州（潢川）的民众教育有了大发展。1904年初，王实味的父亲，潢川的文化名人王元炳先生，积极活动，协助官方，在弋阳书院旧址创办了光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第二年，右在此创建了光州官立中学堂。1907年2月，光州治开办“濬智书社”。1922年潢川县通俗图书馆成（第一高等小学校内），后易名县立图书馆。1930年成立县民众教育馆，“设演讲、游艺、图书、陈列、出版五个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清末民初以来，光州（潢川）出现的有名有姓的古文字学、金石考古方面的大家，国内叫得响就有数位：吴宝炜（1879—1938年）一生著述甚多，最为有名的有1928年的《周明公彝文释考》、1929年的《南公鼎文释考》、1930年的《毛公鼎文正注》、1936年《敦煌秘宝唐人书金刚经（附六朝墨妙）》；孙海波(1909—1972年)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甲骨文研究中写出数以百篇计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还写了许多甲骨学方面的书评，在先秦史和甲骨文的教学科研方面长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1933年的《古文声系》、1934年的《甲骨文编》、1941年的《中国文字学》是其最重要的三本学术专著；同时期的还有当时隶属于潢川，现在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的刘盼遂先生（1896—1966年），早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一生淡泊质朴，痴于藏书，有活字典之称。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出版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领域。想来，清末民初光州金石、古文字考究大家辈出，与当时大环境中金石考据风气之胜，以及光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有一定的关系。

孙海波

第六个是抗战时期。“孤岛”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指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由美、英、法租界组成的未被日军占领的市区。“孤岛”的存在从1938年淞沪会战结束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结束。但是，潢川却是豫南，以至于中原名副其实的“抗战中的孤岛”。我们的孤岛不是靠外国人的保护，是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保护与捍卫的孤岛；我们的孤岛超越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至抗战胜利；我们的孤岛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自身巨大的牺牲，以人力、物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是楔入华东、华中、中原日占区的一枚钉子：“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臧克家来了，田汉、郭沫若、于黑丁、冯乃超、胡愈之同志还有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黄炎培、梁漱溟都来了。“出墙报、演街头小剧《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等。写报告文学、诗歌，寄给后方报刊发表”（时任《战时文学》《阵地》编辑、主编，“我们十四个”中的田涛回忆）。臧克家的《别潢川》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从潢川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吴作人来了，他率领“战地写生团”到达潢川前线，其后这些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作品在重庆展出，并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战时中国画展”巡回展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决心与付出的巨大牺牲；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39年也来到潢川。相关文字收录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最艰难岁月中的潢川；叶楠、白桦也来了，他们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至抗战胜利时关于潢川的记忆；5000多家乡被占领不愿做亡国奴的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也来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在潢川城集训，军事化的生活管理，严肃、紧张又充满朝气。每逢节日必组织公演，街头话剧形象逼真，抗战歌声响彻潢川城。集训结束，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重庆，有的参加新四军辗转敌后打游击。一颗颗来自潢川的抗日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以至当时就有“北伐黄埔，抗战潢川”的美誉。在当时，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潢川，就是抗战中的圣地。

抗敌青年军团学员在潢川街头演出

史沫特莱（左2）与潢川县长（左1）及湖北省第七军吴昌平少将等在一起

第七个是解放初期。豫东南数县解放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配合支前、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斗争，演出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以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先后成立了河南省军区潢川分区文化工作团、潢川专员公署文化馆和潢川专员公署胜利京剧团，“民众教育馆”亦改造为人民文化馆。

1950年金秋时节，潢川专署召开了专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县选派的代表队、专直有关单位、以及潢川高中选派的学生代表。会议主持人是潢川专署文教科科长刘鹏荪同志。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文艺深入工农兵，积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向。会议在专署大礼堂进行，会期三天。会议期间，军分区文工团、专区文工团演出了《妹开荒》《夫妻识字》《土地还家》等小戏，以及歌舞节目。潢川代表队演出了大鼓书《白毛女》，潢川县中演出了女高音独唱《王大妈要和平》等。会上代表们积极倡议建立潢川专区文联，1951年春，潢川专署文联建立，由专区文化馆馆长周德威同志任文联副主席，文联设在专区文化馆内（中山门上原一层楼饭庄旧址）。

1951年春节期间，省立潢中，省立潢师组织学生宣传队，身背行李、道具，自带炊具，深入到广阔的农村进行演出。据说数以百计的秧歌队、腰鼓队、演出队，把一水带两城的潢川烘托得更加雄伟壮观。

1951年6月30日的《潢川导报》上，还刊发了时任潢川专署专员的刘名榜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向毛主席报告鄂豫皖区党的奋斗史。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王树声）来到潢川，其中包括两个电影放映队和两个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分别在潢川县南北两城，放电影、演文艺节目。招待慰问潢川城关的烈、军、工属、荣誉军人，革命群众、驻潢部队和机关干部，受到了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

第八个是改革开放初期。变革的时代，解放了的思想，潢川的文艺也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期。有文艺爱好者加入河南省相关协会，并成立了《碧湖》《黄土》《绿地》《小溪》《柳絮》等文学社团组织。据1977-1985年不完全统计，文学作品在地区刊物发表的有24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有58件；美术作品在地区展出或发表的有143幅，在省级以上展出或发表的有73幅；音乐作品在地区刊物发表的有22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有7首。潢川民间舞蹈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两篇。《潢川文化》小报是本县业余作者的园地，到1985年9月共印了103期，刊登各类文学作品2300余件。1985年4月县文联成立后创办的《春泥》文艺小报，也是异彩纷呈，印数上万份。以老文艺工作者李长淮、周百义、丁嘉宝，老画家王抚东、郑仲良、张征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至今依然是潢川靓丽的文化名片。

1986年5月4日，潢川县首届诗会

最后当然就是新时代了。“东苑文章西苑酒，南城歌吹北城花。”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政协文史与文联同向发力，文史文化文学各种题材的创作百花齐放。我忘不了余华县长百忙之中约见说，介绍我们潢川历史文化的书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她鼓励创作和出版更多的反映光州历史文化的书籍。同时，在县内多项重点工程中，余县长也要求文史文化工作者们积极参与，将光州优秀的历史文化深植其间。也忘不了余县长说到潢川的两点变化——城市日新月异，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潢川越来越美丽了，可以休闲游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说起历史文化，潢川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那是历史的自信，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