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大葆台汉墓,首现“黄肠题凑”,老探工讲述“后母戊鼎”传奇

admin 2024-12-16 170人围观 ,发现141个评论

大葆台汉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西南隅,距市区15公里,西邻永定河,南靠京广铁路支线。这里原来有两个相连的土丘,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高9—10米。

1974年6月,原东方红炼油厂准备修建战备储油罐及加压站,勘测过程中,在深10多米的地层中探出木炭、白膏泥和五铢钱等。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随即派了鲁琪等同志前往调查。根据钻探出来的遗物,初步断定为西汉古墓葬。

8月3日,在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主持下,召开汉墓发掘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扩大会议,成立了黄作珍任主任的大葆台汉墓发掘领导小组。解放军某部参加了发掘,北京市政工程局第三机械施工公司配合机械发掘。

大葆台一号墓于1974年8月15日开始发掘,10月底结束。第一期发掘期间,文物管理处全体同志几乎都参加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出了钟少林等,国家文物局摄影师杨光海负责摄影。

大葆台汉墓高大的封土堆是第三机械公司负责用推土机和拉铲机将其推平,其上层积沙厚05—1.5米,最厚的地方达2米以上,实际封土高7米。封土上层发现一处金代居住遗址。

该遗址由封土剖面可清晰看到二号墓葬压在一号墓葬之上。在夯土中发现有蚌镰、纺轮、明刀、铜镞、铜刮刀等早期遗物,另外有马骨架以及无底陶罐等。

封土削平后,请曾参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勘探的探工吴钦殿、吴有福、商文同师傅3人勘探。因土质关系,3位探工在一号墓位置探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墓边。这时大队人马已经到齐,焦急地等待着发掘。

探工们也很着急,老师傅吴有福因为着急上火,眼睛都红肿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逐渐熟悉了土质,很快就找到了墓口。

经实测,墓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深3.7米,由封土、墓道、甬道、外回廊、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北部发现有盗坑,并有火烧后坍塌现象。

当墓室被揭开后,首先发现的第一个谜团是墓坑周围用长1.1米、0.1米见方的木条规整码放成垛的墓壁,向内一面较齐,其中3面倒塌严重。此种墓葬形制在全国首次发现,这究竟是何物?其意义是什么?大家一时弄不明白。

后来,此问题被于杰先生破解了。于杰先生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专业带头人。

当他听说大葆台汉墓出现这种形制后,立刻查找文献,最后在《汉书•霍光传》中查找出此种形制应该称作“黄肠题凑”。于先生将此记载抄录在卡片上,交给考古队吴梦麟。

于是大家结合文献考证,确认此墓葬形制确是“黄肠题凑”无疑。过去文献虽有记载,但未见实物,大葆台汉墓发现的“黄肠题凑”在国内尚属首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鉴于发掘技术难点较多,国家文物局紧急调来广东省考古专家麦英豪、河南省博物馆贾娥进行技术支援。

全体发掘人员集体住在小学校教室里,学校开学后全部转移到两栋木板房中,包括资历颇深的老处长陈滋德也和大家同吃同住。当时没有电视,每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围拢在一起听杨光海讲少数民族的故事。

杨光海原来是拍摄新闻电影的,而且专门拍摄全国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后来该项课题中断了,跑的地方多,接触面很广。杨光海讲述哈瓦族、彝族、独龙族、羌族、土家族等民族的风土民俗,几乎天天讲两三个小时,非常有趣,大家都喜欢听。

有时老探工吴有福也讲讲从前挖坟掘墓的逸事。著名的“后母戊鼎”就是他与当地人发现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吴有福在安阳小屯盗墓时,用洛阳铲探出大鼎的底部,他先是自己盗挖,因个头太大,只好另找一个人合挖(一般盗墓者都不找合伙人)。

即使两个人也无法将其挖出,很快村子里有多人都参与盗掘。由于这件国宝是在吴培文家的地里发现的,按照当时村里定下的规矩,如果真挖到了国宝,那么出土此物的土地所有人拿40%,包括吴有福在内的其他人分60%。

最后全村40余人挖了两夜,“国宝”全部暴露出来后,大家才知道是一个大“马槽鼎”。于是一部分人用撬杠撬起来垫砖,另一部分人运来3根圆木,架在洞口,上面安个辘静,又找来两匹马,拴上大绳,用绳子拽,结果把绳子都拽断了,大鼎也没拉出来。

最后使用土办法,左右垫砖,大鼎摇晃着,慢慢地被弄出来了。东西出来了,怎么卖呀?器物太大了,安阳的古玩商买不起。于是村民们把鼎上的耳子锯下一只,拿到北京琉璃厂鉴定,同时也了解行情。

没卖之前,此物一直放在出土地主人家的后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文化特务获知此事,带领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小屯村,四处搜寻,但大鼎最终也没落入日本人之手。

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跑了,国民党来了,当时也在寻找大鼎。大约是1946年,这个时候地主家的儿子在县中学读书,与一个姓陈的参议员的儿子是同班同学。

地主家儿子告诉参议员的儿子:“大鼎在我们家藏着呢。”参议员得知后立刻带人到地主家搜查。最后,他们把大鼎秘密运往南京政府,献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将其放在南京总统府,后因体积过大且笨重,在逃亡台湾时没有带走。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将后母戊大鼎从南京调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展览。

发掘资料表明,大葆台汉墓曾多次被盗,出土随葬品不多。铜器仅有鎏金铺首、铜镜、鎏金龙头枕饰、错金银铜豹等。玉器有镂空龙凤玉璧、玉舞人、玉衣片,还有漆案以及大量的陶器。

大多器物有被火烧过的痕迹。特别是清理墓主人骨架时,从头骨下遗留的长40厘米的绳索观察,盗墓者曾将其用绳子套住脖子,将上半身从棺内拉出来露在棺外,下半身仍留在棺内,证明盗墓时尸体并没有腐烂,至少筋骨相连。

尔后,又有人盗掘后放火,前室受火并不厉害,而后室因有一个盗洞,如同烟囱一样,致使火力较猛。这样,使得黄肠题凑的木板已经炭化。但是,墓葬形制所提供的“梓官、便房、黄肠题凑”等实物资料,仍是当年的重大考古发现。

大葆台汉墓的发掘过程,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李汉军拍摄成纪录片。李汉军当时很年轻,非常想把大葆台汉墓拍好,因此,一开始就采用当时最好的胶片——美国“依斯曼”牌胶片。在拍摄构思和周围环境等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详细记录了每一件出土器物的发掘经过,但有些时候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鎏金铜铺首出土时,李汉军有没事现场,后来需要补拍,他请考古所的钟少林做人物背景。可钟少林死活不合作,认为是作假。考古工作也是一门科学,出土器物一经离开现场,再复原回去就是伪造现场,是《田野考古发掘规程》所不允许的,最后这组镜头也没有补拍成。

开棺时,周围场面布置得非常壮观,到现场参加开棺仪式的有万里、黄作珍、王冶秋、夏鼐等主要领导和专家。当升降车把摄影机降到棺顶侧面,大吊车把棺盖吊起来后,发现木棺已经坍塌了,棺内没有任何遗物。

摄影升降车还没有归位,各级领导就离开了礼宾席位。由于墓室被盗,出土器物不多,李汉军拍的新闻电影因此被打入“冷宫”,未能公开放映。

此时,尚不知道墓主为何人。入冬时节,大部分人已经撤走,待来年春天发掘二号墓。只留蒋忠义、鲁琪、张先得三人绘制墓室结构图。绘图时他们发现椁底板有刻编号,于是赶紧叫摄影师来拍照。

就在照相时,张先得偶然发现回廊底板上有一圆形漆片,已被抬椁板时踩掉中间部分,只剩下两个半圆形,一侧翘边。张先得顺手揭下来,未见图案,只有一点刻画痕迹,但仔细一看,上面有刻画字“宜官廿四年五月丙辰丞”。

根据这个可靠纪年,结合相关史料,终于知道此墓主应为死于汉武帝初元四年(前45年)的广阳郡王刘建,西边的二号墓应为其妻之墓。张先得在发掘过程中认真仔细,对确定此墓年代、主人身份,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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